11日，重庆某医院副院长王平(化名)因涉嫌在采购设备时收受商家“好处费”，走上了法庭的审判台。其搬出一大堆证书和一座奖杯，声称自己平时表现良好，且为重庆卫生事业做过贡献，希望法院酌情判罚。(7月12日《重庆时报》)
落马贪官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这并不奇怪，但把奖杯和一大堆证书搬到法庭上的情形倒是很少见。这位副院长之所以强调自己的“荣誉”和“成绩”，就是有些功过相
抵、将功补过的意思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王平在采购设备时收受商家“好处费”，正是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理当受到法律的惩处。或许这位副院长过去的确“做过贡献”，但在获得荣誉后理应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这样才对得住所获的荣誉。但是否受贿与曾得到多少奖杯奖状何干？奖杯搬上法庭、乞求轻判，正是说明其强词夺理、黔驴技穷，“止增笑耳”！
建国初期，华北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虽然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但仍被处以极刑。新中国反腐第一案两声枪响，举世震惊。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我国为什么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遏制贪污腐败？主要就是在“严”字上做了文章。
以权谋私、大肆受贿，本来就是丢人现眼的事；在法庭上避重就轻、胡搅蛮缠，甚至搬来奖杯自辩、令“奖杯”蒙羞，简直就是无耻之尤了！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让腐败分子是非分明、知羞知耻，恐怕只能是“春风过驴耳”。如今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胆大妄为，前腐后继，原因恐怕是腐败的风险系数仍然较小，让很多贪官滋生了侥幸心理。古人说：“罪重刑轻，刑至事生。”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积极汲取。只有从严打击贪污腐败的丑恶现象，使贪官有所惧、不敢为，才能将腐败彻底地根除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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