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本时代广东路径选择

　　卜新民王文森

　　引言

　　在近年国际石油价格不断攀高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比专家预计的提前10多年进入高成本时代。处于经济发展前列的广东，有必要充分认识发展的高成本趋势及其对经济社

　　经济发展成本日益增加

　　从改革开放到1991年，广东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高投入高收益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消费需求强力释放而市场供给不足，广东得改革开放之先，利用外资和外企实现了快速增长。1992—1996年，借邓小平南巡之风，投资需求迅速增加，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全国的开放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广东的投资收益有所下降，虽有高投入但无高收益。1997—2002年，广东经济进入一个注重结构调整的时期，投入略为放缓，同时收益也继续下降。2003年以来，广东经济与整体的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但经济发展的成本日益高涨，投入产出效率继续下降。在这个新的时期，广东的土地、能源、水资源和原材料供应日益紧张，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防治环境污染的投入不断增大，保持社会和谐的支出也不断增加，经济发展摆脱低成本粗放模式、讲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十分迫切。对此，需要对由于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而引起的工业化、城市化、促进社会和谐等各方面成本上升的问题作深入的分析。

　　工业化成本上升

　　能源成本上升。国际油价从2004年开始不断飙升，由2004年初的30美元/桶涨至2006年上半年的73美元/桶。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已经对广东经济造成较大的影响，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对用油或石油副产品较多的陶瓷、建材、服装、塑料等行业带来很大的困难，部分企业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原材料成本上升。2004年，广东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110.6，2005年继续攀升；与2000年相比，指数上升15.4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相比偏低，2005年为101.5，与2000年相比还略下降2.6个百分点。5年间，产品生产的购进价与销售价之间的差距拉大，存在18个百分点的差距，企业在这方面的利润空间受到压缩。

　　人力资源成本上升。2001—2004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职工人均年工资从12365元提高到15490元，年均上升7.04％，高于同期物价水平。2003年春天以来在珠三角出现的“民工荒”以及多个城市提高最低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提高劳动力价格的诉求，它表明生产力要素成本到了一个加速上升的时期。

　　生产条件成本上升。主要是土地和环保的成本上涨。广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呈逐年上升趋势，1995年每平方米是57.4元，2000年达到203.0元，5年将近翻两番，之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2004年为223.5元。

　　生产的技术成本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市场进入买方市场时代，多数产品供过于求。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投入比重逐年增加，淘汰旧设备增添新机器的资金支出周期缩短，各项技术成本因此而增加。

　　城市化成本上升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两条主线，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解决的是城市的扩张和建设问题；第二阶段是各种社会保障支出大幅度增加，解决的是城市人的生存保障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政府公共支出的大幅度增加，也是管理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十五”期间，广东城市公共设施、绿化、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业的投资年均增长13.3％，2005年的投资达到403亿元。

　　社会和谐成本上升

　　从本质上说，和谐社会是指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和谐成本是指为此而进行的投入。在强调和谐发展的今天，这种投入必将逐步增加。主要体现在:一是均衡社会利益关系的成本上升。2005年，广东人均GDP达到2882美元，进入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协调好各方矛盾，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成本将不断上升。二是人口和谐成本将急剧上升。三是特殊的发展位置增加了经济社会管理成本。珠三角地区经济活跃，人流、物流、资金流大进大出，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四是改善和维护环境成本上升。

　　全球化条件下和平发展成本上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更直接更明显。对广东而言，主要是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和出口的成本上升。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软壁垒”呈强化势头，致使纺织、服装、鞋帽等行业反倾销诉讼和贸易摩擦日益突出。同时，广东经济的外向度较高，受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影响相对较大，日益调升的汇率导致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加，各类企业已经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这种冲击和压力，尤其是出口比重较大、产品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金投入产出效益下降

　　遵循一般的工业化进程分析理论，从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工业结构高度等进行综合判断，目前广东经济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开始向工业化成熟期迈进的发展阶段。参照世界上各国发展经验，特别是东亚和拉美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20年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这个阶段是广东重要的发展时期。当前，广东经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诸多问题，主要又集中在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和环境问题严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增多等问题上。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看，随着高成本阶段的迫近，广东发展的相对成本逐年提高，整体的投入产出效益呈下降趋势，从而影响广东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这些问题在高成本时代将表现得更加突出。

　　从全社会范围看，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益呈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到1991年，广东的投资效果系数(当年新增GDP/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多数年份在0.6以上；1992—1995年，投资效果系数下降至0.5—0.6；1996年以后，投资效果系数基本在0.5以下，1999年甚至跌到0.28的历史最低谷(见图)。

　　从投入产出比率(当年GDP/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看，1991年左右依然是一个分水岭，改革开放到1991年的投入产出比率多数年份在4.0(即4倍)以上，1992年以后就迅速下降到4.0以下，1992—1996年投入产出比率均低于3.0，1997年以后基本在3.1—3.4之间。1980—1990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的投入产出比率平均分别为5.8、3.4、4.3、4.9和5.7，对比之下，广东全社会投入资金的运作效益显得偏低。

　　这些情况说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80年代那种高投入高产出的形势已经不再有，广东经济发展进入高投入但产出不再那么高的时代。广东占改革开放之先机的优势在逐步消失，全国各地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普遍提高，广东生产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家电、电子产品的激烈竞争正是这种状况的最好注解。

　　从人力资本的投入看，从业人员所创造的价值总量不断提高，但增长幅度呈下滑趋势，劳动边际产出下降。

　　按可比价计算，“六五”至“十五”时期广东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现价GDP/从业人员)分别年均增长9.1％、10.3％、16.5％、8.4％和8.7％。1995年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增幅趋窄。2001—2005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8.6％、10.3％、8.0％、7.8％和9.0％。这种状况与广东的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偏高、劳动生产率偏低有很大关系。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5％、第三产业的13％。加快从业人员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将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措施。

　　从企业生产看，投入产出效益不够理想，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比较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工业发展迅速，但产品的附加值偏低，工业增加值率长期偏小，投入产出效益不够理想。2004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率为23.5％，而全国为28.4％，比广东高出近5个百分点；同期山东的增加值率为29.9％，江苏为24.8％，上海为26.8％，浙江为22.0％。目前广东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只有22.0％，比整体工业的平均水平还低。1983—1992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韩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平均分别为45.3％、38.7％、38.2％、48.4％、42.5％和38.7％，远高于广东工业增加值率。

　　广东工业增加值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中间消耗价值大，附加值低，赚取的利润少。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广东的“三资”企业多。2004年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3.8％的“三资”企业，其增加值率只有22.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三资”工业中的一般加工企业较多，企业只赚取有限的加工费，以及一些外资方为了避税等目的通过定价策略等手段将利润转移到境外等情况有关。

　　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一直是广东产业发展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的最大制约因素。据有关资料报道，珠三角地区生产出口的科技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占3％左右。不仅关键技术大多掌握在外商手中，或者主要靠引进，而且产品销售和服务网络也主要为外商所控制，利润的大头在别人那里。这也是我们的加工业规模虽然很大，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很多，而工业增加值和全部新增社会财富却不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GDP增长与国民财富的增加关系看，广东经济增长的质量还不高，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够协调。

　　按现价口径，1981—2005年，广东GDP年均增长19.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8.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4.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8％。可见，在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广东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内需、与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福利水平并不协调一致。根本原因在于GDP增长的质量问题。广东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粗放式，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同时制造产品中的60％以上没有完全的资本产权(独资或合资)，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和营销体系，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果大部分为外方所获取。因此，高速增长的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收益通过资本收益、知识产权收益、品牌收益以及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收益流出到境外，出现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财富没有同步增加的现象。

　　以上分析表明，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这种依靠外资和外力以及低素质的人力资源发展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低成本扩张模式已经遭遇了产出效益逐日下降的问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成本不断抬升的时代，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谋求新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广东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

　　应对高成本三大对策

　　在高成本时代，广东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并不在成本日益高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提高投入产出效益。积极转变发展模式，消化高成本，将绝对的高成本转化为相对的低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率和利用效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才是应对高成本时代的根本之道。

　　在一个发展的绝对成本上升成为刚性的时代，谁能使得发展的相对成本下降，谁就能够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高成本时代，广东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并不在成本日益高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提高投入产出效益。积极转变发展模式，消化高成本，将绝对的高成本转化为相对的低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率和利用效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才是应对高成本时代的根本之道。

　　以下从经济的循环过程出发，从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思考进一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应对高成本时代的对策。

　　重在转变增长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根据广东的实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做到两条:一是扬长，一是避短。扬长就是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并逐步实现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在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发展还会继续两大转移，一是各种产业从全球向中国转移，一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两种转移既带来低端产业的发展空间，也形成新的消费群体，创造新的消费市场。因此，广东还要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承接这两种转移。避短就是避开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的劣势，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可以说，广东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为工业发展打基础和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阶段，走过了面向出口、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时期，目前正处于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过渡的阶段。那么下来工业化进程就必须转向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大力推进产业高级化，最后实现工业生产向高工艺、高技术、高增加值转变，从而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政府管理部门应在加快发展高科技，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方面采取一些鼓励性和引导性的政策措施，包括:对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企业给予奖励；有选择地加强对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和开发；鼓励外资企业向生物工程、电子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项目投资；鼓励“先进工艺”、名优企业发展等。

　　将比较优势向集聚优势转化，打造新的发展优势。以前广东所具有的优惠政策、廉价的劳动力和地价以及毗邻港澳台的地理位置等比较优势，除区位优势外，其他都风光不再，必须寻找、创造新的相对优势。这种相对优势便是建立在制造业比较发达基础上的集聚优势。这种集聚优势从企业来讲，便是扩大生产规模，打造航空母舰，做大做强企业，产生规模经济，降低产品的相对成本；从地区来讲，便是引导发展产业集群，注重区域品牌建设，通过产业配套和规模经济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大力发展民营等内源型经济，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形成了外资企业一枝独大的发展局面，民营企业没有享受到与外企同样的待遇，内资经济成了广东经济发展的一块“短板”。因此，必须继续下大力气打破这种格局，以增强广东经济发展的内生力。要创造有利发展的宽松环境，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释放民营经济活力；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加大对信用优良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进一步激活闲置的民间资本，充分发挥资金的经济血脉作用，为生产注入更强的动力。广东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居全国之最，但存贷差不断扩大，2005年达到15038.30亿元。这说明广东的资本存量充足，但居民储蓄率偏高(2005年为40％)，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的动力不足，从而影响生产发展的后劲，并且增加金融部门的潜在风险。当前，融资方面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需要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却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大量闲置。因此，有必要创新投融资工具，合理引导和利用内资民资，重点是将资本引向第三产业，进一步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结构效应。政府应进一步放松对第三产业投资的限制，鼓励外资、民资进入第三产业。

　　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延长制造业的利润链。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低廉的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为主，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之一；而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其创新优势、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和人才优势，以资本输出、知识产权输出、管理输出和品牌输出为主，逐步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这种产业分工格局是由各国产业发展阶段不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以及全球化进程决定的，体现了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要求。但这样的格局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利，生产的利润大部分都被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有。因此，广东要利用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努力打破这种分工格局，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利润分成比例。

　　降低流通成本转变贸易方式

　　发展现代物流，加快发展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是促进国民经济总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平衡，使国民经济运行水平和效益得以提高的“第三利润源泉”。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国民经济对运输、对物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同时，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的实施，要求各地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方面加深交融程度。因此，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降低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成本，还可以促进广东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更为广泛的区域合作的实施，为利润增长提供不竭的源泉。

　　努力实现出口模式从“外资主导型”向“外贸主导型”转变。“外资主导型”和“外贸主导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两种基本的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外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容易造成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国内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对外资的依赖容易造成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安全基础薄弱。相反，在“外贸主导型”经济中，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带动国内经济产业链的发展与延伸，有利于本国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超越。实施鼓励扩大出口、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是日本和新加坡在实现经济腾飞中共同采取的“外贸主导型”策略。日本通过“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促进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在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后推进了资本自由化，鼓励对外投资。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对外投资战略成为新加坡经济增长的“第二只翅膀”。广东可以借鉴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实施“外贸主导型”策略，鼓励内资企业出口和走出国门投资。近年广东民营企业出口发展迅速，2005年为300.35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12.6％，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潜力巨大，可以大力推进。

　　释放消费潜力引导消费升级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虽然不能据此判断消费需求出现不足，但也可以说明消费需求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十五”以后，广东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靠大量的投资和不断高速增长的出口来推动，必须发挥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实现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只有当投资、消费、外需三驾马车充分发动，各种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社会资源才能得到合理配置，从而降低经济发展的相对成本，提高整体资源的运作效率。

　　在总体消费中，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值得重视。1995—2004年，广东全社会最终消费现价年均增长13.6％，居民消费年均只增长11.4％，政府消费年均增长20.7％，消费增长主要靠政府消费拉动。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例从1995年的18.9％，迅速上升至2004年的32.4％。在居民消费中，农业居民的消费显得明显不足，1995—2004年消费年均增长4.3％。因此，启动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是广东现阶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点。

　　合理引导消费，促进消费需求升级。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1000—3000美元为居民消费结构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居民用于吃穿的费用比例明显下降，用于住行和文化娱乐等的费用比例显著上升。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十一五”时期，广东的服务消费将进入相对高速增长期，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有所提高。同时，中等收入者将加速形成，成为数万元和几十万元级商品目标的消费群。购买第二套房、第二辆汽车的黄金消费期将到来，旅游、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消费需求也将大幅度增加。随着人均GDP水平的变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水平和结构会发生变化，消费需求的转变就会影响投资需求的变化、升级，进而引起总需求的升级、变化，带动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集约型、效益型转变。因此，对这股强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加以引导意义非常重大。

　　图:

　　新华社发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投资效果系数变化图

　　图表略，详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