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职业化困惑

　　社工职业化困惑

　　启动两月余的社工服务首批试点，正面临专业操作和资金来源难题

　　5月11日，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尚景、爱联两个社区的青年中心都多挂了一块牌子：青年社工服务站。揭牌当日，并没有太多媒体前来报道此事，一切进行得较为平静。然而

　　一件隐于其后而且更大的事情是，去年5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中，“社工”首次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成为一门新职业。

　　对于公益事业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首批“青年社工”的出现无疑是发展义工队伍之后，迈出的又一次大胆探索。记者采访发现，这批可以称为深圳首批职业社工的年轻人，在为自身所处社区作出相当贡献的同时，却面临着一些更为深层的困惑。

　　不缺义工缺社工

　　“深圳青年社工建设是团委今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能再等了！”

　　事实上，“社工”在与深圳毗邻的香港发展已有几十年历史，为何深圳单单在今年提出这一想法？“已成规模的义工组织”和“深圳发展的现实要求”是有关部门给出的答案。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工”和“义工”被视作参与公众服务的两种重要力量。两者虽不同，如“有薪与无薪之分”、“全职服务与闲时服务之分”、“专业与非专业之分”等，其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统计，深圳义工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占8％，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然而社工的发展非常缓慢。“欧洲发达国家每千人之中有6个社工，美国有50万注册社工，香港不到700万的人口中有2.6万名注册社工，而深圳每千人拥有社工的数量几乎为零！”深圳团市委有关人士列举了一连串数据。

　　“另一方面，深圳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问题不解决就容易导致矛盾激化，而社会工作可以起到‘减震器’和‘润滑油’的作用。社会工作者不仅是单纯地发放救助金，而是针对每一‘个案’的不同情况，给予区别救助；不仅‘一对一’对受助者进行服务，还斡旋于当事人之间，充当人际‘桥梁’。”

　　据记者了解，近年针对“社区矫正人员、吸毒人员和问题青少年等边缘人群“开展社工服务的上海，其社区矫正对象重犯率低于1％；10万犯罪高危人群中犯罪率小于0.2％。在降低管理成本方面，政府改造一名入狱犯人的成本约每人7000元／年，北京、上海更高达1.2万元，而政府通过购买社工服务进行社区矫正，花费不到原来的1／10。

　　“团市委相关领导去年在人大会议上作了制定深圳社会工作条例的议案，而残联在政协也提出了类似提案，深圳青年社工建设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深圳团市委权益部部长欧阳卫国称此工作“不能再等了”！

　　据他介绍，此次试点的“青年社工服务站”包括龙岗区爱联社区、尚景社区，盐田区梧桐社区、桥东社区和东和社区共5个社区。其专攻项目分别是“照顾孤寡老人”、“学龄儿童托管”、“青年劳务工的性与生殖健康”、“境外家长培训”和“边缘青少年帮教”等5项服务。

　　“人数上，龙岗两个试点采取‘2＋3工作模式’(2个固定社工和3个义工轮流服务)，盐田3个试点各设1名社工，首批一共7人。”欧阳卫国说，两区被确定为试点后，都制定了“社会工作者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了社工的权利与义务、工作职责、工作制度、任职条件与聘用办法、业绩考核和工资福利待遇等。其中，盐田社工每月工资2500元左右，试用期1900元，而龙岗社工考虑到交通不便问题，每月为3000元，试用期为2000元。

　　如何职业化？

　　“有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没有经验、没有专业课程培训，只能上香港或国外的一些社工网站进行泛泛的了解。”

　　尽管雏形搭起来，但人们一再担心的“内地社工如何职业化”问题也迅速浮出水面。

　　“有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没有经验、没有专业课程培训，只能上香港或国外的一些社工网站去进行泛泛的了解。”李诗婷和黄远华是7人中唯一经过“培训”的两名。

　　今年5月23日，两人跟随团区委的团干到香港协青社(香港一个以辅导“问题青少年”为主要项目的社工组织)学习一周，只短短7天，黄远华就感到两地社工组织的极大差异。“在香港有几百个社工社团，社工就跟律师、医生一样，是个习以为常的职业。所有工作都井然有序，处理起来都会进入到一套完善的程序中。”

　　同去培训的龙岗区团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林坚也深有同感。“香港社工发展的历史非常长，职业化程度很高，高校有专门的系，系里又根据不同服务对象细化了专业方向。所有社工全部执证上岗，就像我们的技工一样，有初级、高级和技师之分，每个等级的工资都不一样，一般社工每月1.5万港元，最低也有8000港元，高的也可以达到2万—2.5万港元。不同社团有各自的服务对象，从幼儿到老人，从边缘人到白领都有，8成以上是弱势群体。但并不隶属于哪个社区，而都归香港社会福利署统一管理。”

　　林坚还叹服其工作体系。因为从人、制度和管理模式上都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制，不管是新入的还是从事多年的社工，都有“工作指引小册子”，上面明确了他们承担的责任、工作出现失误时如何弥补、遇到突发问题如何处理等内容。配套机制完善，并有“社工督导”对社工的跟踪指导和考察。“方方面面，能考虑进去的事情都考虑进去了，包括非典都有一套制度。”

　　至于深圳社工职业化困境，他认为这也与内地院校缺乏专业院系和专业有关。“我们没有对口人才，除了针对社区本地居民多的特点，需选择懂客家话的人外，只能从法律、教育、社会、心理等专业挑选。”据他说，深大以前有过社工专业，但后来好像撤了，理由是“学生毕业出来没有出路”。

　　而这种现状在全国普遍存在。据了解，香港有7所大学，基本上都有社会工作系，95％的毕业生都会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内地虽大约有百余所高校开设了社工专业，在校大学生超过2000名，但毕业后从事本职业的人极少。一项数据表明，2003年华农大首批社工系本科生毕业时，81名毕业生中仅有不到10％的学生从事了相应社会工作，其余的都进了公司、企业，工作与所学专业不相干。

　　事实上，在职业化这一问题上，香港社工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去年4月至7月，香港城市大学社工系的几名大三学生来到深圳进行青年社团工作实习，走时几人曾用“你们的社会工作有点像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时那样”来形容自己的体会。

　　资金从哪来？

　　“主要是我们的慈善事业还不发达，以致资金来源单一。”

　　而在欧阳卫国看来，职业化难以开展也与资金缺乏有关。他以内地社工工作走在前面的上海为例。由于社工每月工资并不高，因此并不好招人或者留不住人，部分人应聘时还带着临时先找个工作的心态。

　　“职业化必须首先有人响应这个事业，而且有持续发展下去的心态，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出现长期从事该工作的人，职业化体系才能建立起来。但现在很多人想到的是生存问题！”他甚至认为，如果有一个人现在能站出来坚定地说“我一辈子做社工”，都算是社工职业化的进步。

　　据了解，此次青年社工试点，团市委拨了10万元启动资金，盐田、龙岗两区对半分，主要用于社工工资、日常办公用品的购置，相对经费比较缺乏。正因为如此，盐田在招聘社工时也适当优先选择了家庭条件较好的人，“找没有太多后顾之忧的人，相对稳定”。

　　“主要是我们的慈善事业还不发达，以致资金来源单一。”林坚认为，由于制度和机构不一样，香港社工活动的资金来源大体有3种，即政府的财政支持、慈善团体的捐助，以及公司、企业如办公用品、车辆等物资捐助，此时这些物品的开支将不纳入该公司的营运成本，税务上也会有优惠。他以香港协青社为例，香港协青社一年的活动成本约为7000万元左右，财政拨款大约是1000万元，慈善团体赛马会对其支持5000万元，剩下的是社工个人在外募捐得来。

　　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属香港社会工作者行业协会性质，共有注册社工5264人)的资金来源则更多样，包括有来自香港政府社会福利署的资金54％，香港公益会的资金2％，香港慈善机构信托基金4％，奖券基金5％，其他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的资金9％，服务收费18％，捐款5％，其他4％等，每年经费总数达117.14亿港元。

　　尽管现状如此，但欧阳卫国表示，目前深圳青年社工工作才刚刚起步，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由于与香港以及国外一些城市的体制特点不一样，因此深圳社工只能探索一条自己的路子。

　　目前，他正和劳动部门洽谈合作事宜。希望由该部门下属的职业技术学院启动对社工的培训，并对社工开展资质认证工作。同时，深圳市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社工立法，希望将社工立法纳入全市人大五年规划，出台《深圳市社会工作条例》，使社会工作有法可依。

　　试点社区扫描

　　爱联社区

　　孤寡老人有了“孙子孙女”

　　6月初的深圳十分闷热。一天上午9时，社工李诗婷没有去办公室，而是在赶往爱联社区陂头背居民小组独居老人李照麻家的路上。

　　李阿婆咳嗽多日后，被查出患了肺炎，当天李诗婷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她到社康中心输液。而其搭档黄远华，下午则去了石火居民小组的黄财娇家，帮仍住着瓦房、用木柴烧饭的黄阿婆晒受潮的木块。

　　傍晚时分，两人赶回办公室，伏案记录道：“邓伟传，四年前中过风，现行动不便；虽有高血压，平时却喜欢吃咸鸭蛋、咸鱼等腌制食物，易加重病情。黄财娇，身体状况良好，但下雨时有风湿痛，最近还咳嗽；厨房今日有漏水情况。李照麻……”接着，便商量第二天探访的对象。

　　自从两个月前成为“青年社工”后，李诗婷和黄远华每天都做这样的记录。靠门立着的一个玻璃柜里，整齐地摆着他们对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的摸底调查情况，按居民小组划分，共15本。

　　“目前服务的5名老人是筛选后确定的。”去年毕业于深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李诗婷原先在居委会担任民政工作，黄远华则获得法律本科学历，两人均为注册义工。这为他们加分不少，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爱联社区的本地青年，不仅会说客家话，且对社区情况十分了解。

　　“爱联社区以前是自然村，去年才完成了城市化，我们的服务对象都是没有子女或家人不理的独居孤寡老人，他们不会说普通话，一直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祖屋、老屋里，平时极少与人往来。我们每天都陪他们说说话，从谈话中及时了解其健康、思想状况，帮助老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珍珠”台风袭击深圳时，两人曾提前对老人们的居住场所进行防风安全检查，反复劝说两名不愿离开旧式瓦房的老人暂住到居民小组的办公大楼，并数日贴身陪伴他们，并安排饮食。台风过后，发现其中一人的瓦房被掀得四处漏水，又赶紧联系人维修。

　　“尽管平时看起来，他们什么心理问题都没有，其实很渴望有人关心、陪伴，希望受到社会关怀。”黄远华在5月底组织老人游中心城的公园时，惊异地发现这些土生土长的龙岗人竟然15年来都没出过自己的居民小组，以致对近几年龙岗的新貌完全不了解。

　　东和社区

　　“一对一”帮扶“问题青少年”

　　与龙岗相比，盐田的试点虽然启动得晚些，但此类工作却从去年年底就一直在做。“我们社区有大约几十个‘问题青少年’，有的沉迷于网络、游戏而荒废学业；有的与社会上不良青年勾结，骚扰勒索同学；还有在附近‘中英街’内上学的，竟在家长的教唆下冒险从事‘走桥头’等小额非法走私活动。”沙头角街道东和社区工作站站长钟权胜说，针对这些情况，该社区从去年就专门成立了“社区边缘青少年帮扶帮教工作领导小组”。

　　“这实际就是现在社工做的事情，只不过当时的人员是兼职的。”社区本地居民黄启光此前正是这一兼职的承担者之一。他和同事周洁艳，挨家挨户通过到学校和居民家中走访，把社区内需要帮扶的青少年根据“厌学”、“经常上网”、“走桥头”等不同情况，分类登记成册，并按“情节”严重程度将其分为“蓝、红、黄、绿”4个级别，各自制定出详细的上门访谈时间表，再进行“一对一”的帮扶。

　　“这些孩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其父母都是邻里和朋友，太熟悉了。”黄启光说，“出现边缘、问题青少年的成因很复杂，有些是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家长文化水平偏低；有些是单亲家庭，孩子的心理长期比较压抑；还有则是家庭教育方式简单粗暴所致。“这些孩子都很敏感，必须走进他们的圈子，才有帮教的可能，所以沟通能力和经验很重要。”

　　金仔是该社区一名初中男生，由于父母忙于生意，对其无暇顾及，他经常违反学校纪律，随便拿家里的钱出去玩游戏，或者邀同学一起泡网吧，有时竟连续两天既不上学也不回家。黄启光和周洁艳听说后，赶紧组织人对网吧一家家挨个搜索，终于在一隐蔽的“黑网吧”里找到了金仔。

　　“从那时起我们就经常跟他打打球，在网上联机打游戏、网聊，轮流到他家去串门，同时也提醒其父母要多关心孩子。工夫做足后，才慢慢给金仔讲做人的道理。”几个月后，金仔渐渐戒掉了“网瘾”，安心回到学校上课，学习成绩明显提高。40多岁的黄启光笑称自己学历不高，但为了帮扶这些孩子而常常需“投其所好”。

　　名词解释

　　社工

　　“社工”即“社会工作者”，是指以帮助个人、群体和社区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为目的，以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为准则，具备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运用专业方法帮助个人、群体和社区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专业工作者。“助人自助”是社工的服务理念，即通过社工的帮助，让受助者能够学会自助，获得自我实现。

　　记者手记

　　职业化之前须先概念化

　　此次针对社工的采访，实际上时机并不成熟，因为青年社工站在社区试点的工作才刚开始不久，部分试点甚至还处在摸底阶段。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同时让我意外的还有两个现象：一是采访与主题相关的各界人士，行进至最后，大多由问答转变成讨论；二是在接触中，个别社工或社区负责人对“社工”这一概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对于第一种现象，我认为这正是“社会”这一新事物正式进入人们生活的体现。对于我们来说，关于它的各种信息都是新的，不存在“谁比谁更权威”或“更了解”的情况，因此双方之间互换信息成为必然。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深圳的社会工作还未走入职业化的轨道，暂时还徘徊于一种感知阶段。而第二种现象，则应该是部分人在感知阶段，因辨析力有限而产生的一种误区，以致将“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混为一谈，甚至划上等号。

　　事实上，“社会工作者”是一个“舶来品”，作为一个专业出现，并划分了等级。尤其是高级社工需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知识水平，其工作甚至会涉及到某些定性研究，很能体现专业化程度。而且还要经常参与各类社会问题市场调查，通过课题研究向政府或者民间争取基金。

　　因此，香港社会工作者的最低学历是本科；在国际上，硕士是其最低的入行门槛。而我国内地也要求社会工作者必须是大专以上文凭，拥有良好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工作职责是面向整个社会的。

　　而“社区工作者”则是当前我国社区组织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职业，它正在逐步取代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的居委会干部概念，但面对的服务范围主要是社区。而社区正是最典型意义上的基层社会，因此两者在工作性质上确有重合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工作者”不论在专业程度和服务范围上都较“社区工作者”有更广泛的作用和角色定位。

　　当前，深圳社区工作已走在全国前列，越来越多优秀的“社区工作者”已涌现于人们的生活，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探索才刚刚迈出一小步。因此，必须先明确其概念，才能更好地让青年社工们对自己的职业职责和使命有更深刻的认识和认同，让其“专业化”之路更通畅。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张玮

　　图：

　　建立社工队伍是深圳的现实需要，如何引导社工走向成熟还需多方努力。何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