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迷恋概念，认为概念比现实更完美，因此，当他们谈论现实时，其实是在谈论现实之外的一种理想现实。数年前，德国神学家汉斯·昆应邀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每当被听众问及那些令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一筹莫展的难题时，他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天真地说：“我们已就此发表了一个宣言。”
如果一份宣言就能对付一个世界难题，那我们真的期望昆先生像魔术师一样不停地
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纸来。昆先生演讲后不久，在同一个报告厅，德国哲学家于根·哈贝马斯向他的中国听众耐心讲解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他说，一切冲突均起源于闭塞，惟有交往才能形成一个“公共领域”，并最终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使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
作为大欧盟的理论建构者，哈贝马斯并不是一般地谈论交往行为。实际上，他的全部理论都围绕着那个“统一的欧洲”的古老梦想。在他看来，欧洲人正在形成一种“与欧洲在21世纪的世界上的作用相符合的新的政治自我意识”，因此，“欧洲现在作为一个整体遇到了第二次机会”。
多数预言家都明智地把预言的应验期推迟到自己死后。可哈贝马斯不这样，非要在有生之年就看到自己的预言变为现实，为此，他就极力回避那些可能使预言的实现最终受阻的因素的存在。当他在中国社科院学术报告厅讲解自己的理论时，年逾古稀的他意气风发──当然，他这时有充足的理由表达乐观之情，因为自柏林墙倒塌后，欧洲的现实正一步步接近他的概念。
然而，那些被刻意回避的阻碍因素却决定着现实，哈贝马斯在欧洲看到了权力和利益的冲突，但他竭力回避这一点，因为这等于否认大欧盟实现的可能性。既然欧洲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它的存在就是必须的，不管是否是可能的。而作为大欧盟的理论家，他的责任是论证它的现实可能性，为此他就光拣于己有利的证据。
可惜，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依然处在民族-国家阶段，而民族-国家也正是我们的情感的真正归属。不谈权力和利益，谁都会高呼自己是“世界公民”。一涉及权力和利益，连似乎一体的“欧洲人”也分裂成欧洲各国人。正是各国间的权力和利益的冲突，才使欧盟宪法受阻。(程巍 中国社科院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