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名高校致命伤金钱学术以官为本？

　　优秀生流失北大清华头痛

　　我们知道，北大、清华长期以来安居中国一流高校头两把交椅，丝毫没有被别的高校“插队”之虞，国家给足两名校优惠政策。但是，今年高考时期，北大清华接连遭遇“轰炸”，先是数学大师丘成桐出面痛批北大，继而是香港几所大学横空杀出，以优越的条件奔走内地抢好生源，最后传出“北大清华沦为二流说”。虽然北大、清华对此回应“北大、清华仍是中国高校中最优秀的”，虽然曾经活跃内地招生市场、高调亮相的香港高校突然“一改常态”，声称所谓北大清华“二流说”完全错误，但香港高校进军内地招生着实改变了目前中国内地高校的竞争格局。

　　北航高等教育研究所郑晓齐所长表示，一两所高校“永为老大”的格局本来就不利于北大清华的发展，相反，“百花齐放、齐头并进”才能促进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所谓“一流”和“二流”只是民间说法，不能说抢走部分生源就变成“二流”。不过，优秀学生被招走还是让北大清华感到“有点痛，但不太厉害”。同时，新浪博主杨耕身也发表博客文章，劝说内地高等学府应该有点国际化视野。现在，像哈佛、牛津、剑桥、麻省理工等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已经将手伸向国内优质生源，因此内地高等学府面临的不光是来自港校的“掐尖”。

　　硬伤未除难撼国际化竞争

　　其实，香港高校进军内地招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再次升级，更是极大冲击着内地高校招生市场。内地优秀生之所以远走香港，放弃自己昔日朝思暮想的“顶尖学府”，除香港高校推出的高额的奖学金、永久居留权、毕业生求职优势等条件外，更重要的是那些内地优秀生看中香港高校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术氛围、全球化的视野、温暖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大学精神。

　　但是，香港高校教育这些优越条件却是北大清华等内地名学府的软肋和硬伤，而且最具品牌影响的人文精神与师资力量正在削弱。诚如陆高峰所说，内地高校参与教育竞争主要存在三大弊端：其一，学官不分，资源分配上以官为本。在内地一些高校中，最有优越感、教学科研资源分配中最有竞争力的往往不是那些学术和教学上的“精英”，而是那些脚踏行政和教学两只船的“学官”。其二，故步自封，“产销”严重脱钩。目前大学生就业率呈逐年走低趋势，一方面与近年来高校不断扩大招生和宏观的就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内地很多高校关门办学，对社会上真正需要什么人才没有深入、科学调查，在教学科目设置跟着感觉走，或根据现有教师和教学能力取舍。其三，自说自话，理念上缺少学生本位。国内高校最严重的弊端在于没有从教的本位向学的本位转变，也就是没有真正从学生需要出发，没有真正以学生为本。

　　亟待找回流失的大学精神

　　近些年来，高校围墙里不断爆出丑闻：名教授剽窃、院长嫖娼、博导被研究生炒鱿鱼等。这些不仅让大学形象受损，而且使大学生自迈入大学门槛第一天起就不再把大学看作学术的圣地、精神的净土，而是当作自己职业的养成所、镀金所、培训基地。莘莘学子在这样的氛围中感受到的首先是消费、攀比的压力，而不再把学业更遑论真理的追求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大学精神流失所导致的影响式微、价值失衡。

　　现在，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高校里，主导学术命运的不是学者，而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对学者的学术评价以行政级别来体现，结果造成德才兼备、不愿意向权贵低头的学者得不到应有尊重，北大、清华近年出现的教授罢招、出走现象就是最好的佐证。而且，有些教授、学者为争得更多教学科研资源和政治地位，身在教学心在“官位”，学术研究焉能不荒芜？大学精神焉能不流失？如此的风气的内地高等学府又如何在香港高校面前有竞争力？

　　有专家分析，高等教育已经全球化了，学生也好，教授也罢，自然会向往制度更优越的大学，面对内地学生对香港高校甚至国外一流大学趋之若鹜，清华北大等内地高校绝不可小觑，应该拿出“兼容并包”的精神宽容待之。同时，如何重新找回流失的大学精神，让堂堂学府恢复学术的尊严，在铺天盖地的功利化追求之外，为莘莘学子提供一片精神净土，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不能回避的问题。

　　大学七宗罪

　　死穴：

　　行政力把关

　　以行政偷换学术、以学术偷换创造力、以有益掩盖无趣、以无趣故作高深。中国学术教育在行政学术共同体内，饱受行政对学术的指挥之苦，备受行政对教育的僵化范式之忧。“体制外”教授陈丹青，指出大学教育正在用“行政思维”替代“教育思维”。新一轮的大学合并、扩招、扩建运动，不亚于又一场灾难，大学“高大全”，但行政指令使大学强行成为校际比拼场。

　　死党：

　　群抄公当道

　　网上买卖论文、在全球范围内抄袭、为评职称而买版面上论文……从学生到老师，从学士论文到教授职称评定无一例外。是什么使得人格变得不再重要？答案自然是群抄公当道的外部环境：要毕业、要升迁、要福利待遇、要出人头地、要跑步进入新天地。学术成为一种信息级差下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死相：

　　创造性萎缩

　　现在，读书无用论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从经济学来看，昂贵学费背后可能是一毕业就失业的底线；从社会学来看，虽读书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接受到的教育方式千篇一律，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批量化的标准件”，还是生态多样的有创造力的人？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退学，很大原因是他觉得大学、老师及他眼中的学界，把写论文发表论文当作唯一目的。

　　死敌：

　　唯利益是图

　　大学不是开商场，不是卖东西。大学盛行与公司合作培训模式：由公司招生、教学，由学校盖结业章。每年暑假一过，各大城市的报纸分类广告上，份额颇大的就是各大学的研究生班招生及培训广告。热门专业的大学老师像明星一样忙于走穴授课，公共领域的教授奔忙于各地研讨会、考察活动和商业合作。

　　死贵：

　　都说读不起

　　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大学一年学费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大学收费是世界上最富国家的3倍。到现在为止，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了115万大学生，实际贷出的数额大概是95个亿，一方面国家在资助贴补想办法，一方面大学在扩招、增加热门专业收费标准。

　　死心：

　　精神之缺失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蝇苟苟的学术体制。大学之为大学，太多人作过论述，但现在的大学，只能称之为高四年级或高十一年级。

　　死罪：

　　青春集中营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从上大学的那一刻起，学生们便获罪了，与青春赌明天的罪，拿知识当赌注博未来，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死读书活受罪。清华退学博士王垠因此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