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这个会的名字比较幽默，跟多年前相声里说的以纪念各界人士为名而大吃一餐的噱头差不多。然此一噱头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意思，因为，明里说纪念“入葬”，暗地里想着的却是要挖坟。谓予不信？请看6月29日《西安日报》：与会人员透露说，《乾陵考古调查计划》已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考古专家有望对乾陵予以发掘。
将挖坟与考古等类齐观，或有读者怪我出语轻薄，但在二十二年前，大陆考古学的奠基者夏鼐早就说过：“我们是搞考古工作的，不是挖宝的”；他说这句话，针对的正是开掘帝王陵墓的“歪风”。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联合郭沫若等人，向国务院申请开掘长陵(明成祖墓)——后因工程艰巨，难以完成，遂改为“试掘定陵”(明神宗墓)，以便为继续挖长陵积累经验——经总理周恩来批准，于1955年开工，两年后竣工。吴晗何以有此倡议呢？因为早在清华读书时，他便立下宏愿：“假使要我也来搞考古，我就要挖明十三陵”；他是治明史的，所以才会立志去挖明朝皇帝的坟。可是，挖完了坟，他的学问有没有进步呢，整体的明史研究有没有进步呢？也许有一点，但比起挖坟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一点进步可以忽略不计。负面效应是什么？一，陵内取出的文物大都未获妥善保护，褪色朽坏者不胜数；二，万历皇帝的尸骨被红卫兵焚毁；三，考古报告迟至三十年后方才整理出版。后果如此，或可归罪于文革，但是，吴、郭诸人未能熟思利弊，其能免咎？以此，数年后郭沫若再提开掘长陵，被周恩来断然拒绝，并批示十年内不准再挖帝王陵墓；亦以此故，南京孝陵(明太祖墓)、西安乾陵才未被开掘，幸免于难。八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科技各方面的条件迥非昔比，于是，呼吁挖坟之声又起，且美其名曰保护性发掘。幸亏国家文物局能持定见——如夏鼐所言，“考古发掘工作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不得不挖的才挖。能够保存下来的，不要去主动发掘，可以就地保护”——遂屡屡否决此类申请。
然而，老戏可以新编，最新呼吁开掘乾陵的“台词”颇能打动人心。一则曰，挖了武则天的坟，辟为景点，可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可视为对“开发大西北”政策的具体落实；一则曰，乾陵处于地震带，不早早挖了，将来被震坏，谁能负责？一则曰，某些老专家搞了一辈子考古，想在有生之年看看地宫内到底有何宝贝。其实，陕西一省的文物古迹，冠于全国，倘能整合既有资源，精心管理，何患不富？然若一味好大喜功，学那玉米地里的笨熊，掰一支扔一支，即有十座百座乾陵，似亦不足供其挥霍。经勘查，乾陵工程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千余年来未受震灾即是明证；恐被震坏一说，当他危言耸听可也。至于老专家所谓一睹为快的心愿，虽为人之常情，实系假公济私，不足一驳，亦不忍一驳矣。
当然，这出戏怎么收场，仍看国家文物局乃至国务院如何一锤定音。以前否决了，并不意味今后继续否决；全面开掘不批准，并不意味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伎俩能够杜绝；乾陵不开，也不意味陕西境内三万多处古迹都能得到妥善保护和合理开发。这些问题，虽说是肉食者谋之，我无间焉；但爱我中华，匹夫有责，若能看到一个治标治本、举一反三的解决方案，究不失为一桩快事。
作者：
谭伯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