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赋予权利”更要“救济权利”

　　就公众参与被广州市政府纳入制定规章的法定程序，昨日《新京报》社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公众参与将推动公民社会成长。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同时认为，在“赋权”的同时更要“救济权利”。

　　无救济就无权利，它揭示的是，相比于赋权来说，对权利的救济更重要。就公众参与权而言，对权利救济的最主要体现，是在公民的参与权利不被尊重或受到剥夺时，公民该

　　政府在制定规章过程中，可能会有侵害公众参与权的行为，此时，公民通过行政程序救济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公民通过诉权来救济权利。但问题是，由于赋予公民参与权的规定仅仅是一种“办法”，其在法院审理案件时只能参照适用。

　　如此，对侵害公众参与权的司法救济就显得力度不够。毕竟，参照适用意味着将自主权交给了法院的自由裁量，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自由裁量既可能倾向于“参照适用”，也可能倾向于“不参照适用”。这样一来，公众的参与权也就难以确保。

　　要化解这一“救济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赋权”规定的法律位阶。也就是说，如果广州市的“办法”能上升为地方人大的“法规”，则法院在审理此类诉讼案件时，必须适用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公民的参与权也将处于一种稳定的救济状态。

　　另外，虽然权利的救济主要体现在其被侵害时，但更应宽泛理解这种救济。也就是说，不仅要规定公民如何救济权利，更应规定在侵害公民这种权利后，如何追究有关政府机关的责任。当然，这就需要进一步细化“办法”的相关规定，具体规定公众参与权的途径、方式、程序以及在受到侵害时的责任承担等。只有在这些规定到位之后，公众参与权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