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为省城医生“上课”

　　7月13日，郑州迎来今夏罕见的一个大热天。在省人民医院老病房楼四楼，一个不算很大的会议室里，满满地挤着三四百名挥汗如雨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是来听课的。

　　这是一堂特殊的课——给这些站在医疗技术前沿的专家讲课的，是开封一名只会看

　　乡村医生马文芳纪事

　　“俺是个农村的赤脚医生，没啥好技术，也就是给乡亲们看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你们都是教授、专家，在这讲课，俺这心里可慌。哪天，你们能到俺村里，给俺那里的乡亲们看看病，比啥都强。”一上台，打扮朴素的乡村医生马文芳，就操着浓重的乡音，替自己的患者谋“福利”。

　　很多人听说马文芳，是从今年的春节过后开始。2月6日，这位开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的乡村医生，被请进了中南海与温家宝总理面对面，向总理介绍他所了解的“农村医疗现状”。

　　此后，人们开始通过报道了解到马文芳的一些点滴——55岁、当过38年“赤脚医生”、在村里创办了“爱心诊所”、给全村人建立健康档案、每年免费体检两次、用几毛几块钱甚至倒贴钱为乡亲们看病几十年……

　　近年来，一些医生总与“红包”、“回扣”、“大处方”这样的不光彩字眼密切相关，可提到马文芳，患者使用最多的字眼是“爱心”、“高尚”、“奉献”。

　　7月13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将马文芳请到了郑州，请他给省城的“大专家”们当一回老师，传授自己的“行医”之道。

　　乡医在省城讲授医德

　　马文芳走上从医路，缘于他幼年刻骨铭心的经历。1962年，马文芳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先后身染伤寒，家里极度困难，母亲去世后，全村乡亲凑了169块钱，试图挽救未成年的弟弟，但最终没有成功。短时间里，马文芳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亲人。

　　“那时候俺就想，将来俺要当个医生，专门给穷人看病的医生。”1972年，马文芳考取通许卫校，两年后，回村当起一名“赤脚医生”。

　　国家对农村医疗几经改革，马文芳从一个“赤脚医生”成为了自负盈亏的乡村医生，自己经营一家诊所，诊所的名字叫“爱心诊所”。

　　因为从小体会到穷人看病的难处，“爱心诊所”不收住院费、诊疗费、检查费，靠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计、一个体温计为乡亲们诊断疾病。

　　20多年前，马文芳就为全村每人建立了一份健康档案，每年定期从城市租来Ｂ超、心电图机等设备，为村民免费体检两次，动态掌握全村人的健康情况；每逢双月的10日，专门去敬老院为老人们义务体检；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马文芳坚持每年9次为本村300多名儿童义务接种防疫，并为他们建立了防疫卡，仅此一项，每年费用在3000元左右。

　　2003年，马文芳又拿出为儿子结婚准备的7000多元钱，为全村儿童购买了防疫卡。得益于他的“预防工程”，数十年来，苏刘庄村没有一名儿童患上传染病。

　　2003年非典的时候，马文芳每天自己对全村的公共场所消毒两次，然后掏钱租来3台收割机，帮家人在外地打工的乡亲收割庄稼。

　　农村穷病人太多，有的连两块钱的药费也拿不起，“爱心诊所”的欠条打了厚厚的一摞，直到现在，乡亲们还欠下5万多块钱的医药费没能结清。几十年来，虽然医疗费用飙升，马文芳开的处方，药价几乎都是两三块，最贵的，也就是十来块钱。“当医生，不能想着咋挣病人的钱，得想着咋给病人省钱。”

　　“医生不能为了挣钱揽病人，能看的病要认真看好，自己的技术解决不了，要立刻指引病人到更好的医院去治疗，这是医生的基本道德。”

　　“现在都说医患关系太紧张，医生只要从心里认真给患者看病，把患者当亲人，这关系咋会紧张？”

　　…………

　　马文芳没有修饰的乡语，引来了省人民医院专家们的热烈掌声。这个乡村医生拥有的“久违的品质”，值得让人去细细品味。

　　虽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遇到“三无病人”该咋办？医疗纠纷咋处理？技术和服务，哪个更重要……

　　听完马文芳讲的课，省人民医院的专家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于是，搬出会议室，就近在一个更大的护士站，权威医疗专家和乡村医生之间，就医德、穷人看病、医疗纠纷等众多热点话题，展开了一场对话。

　　乡医和专家话题“大碰撞”

　　碰撞一

　　医生该怎么对待“穷病号”结论：“让每一分钱都起到作用”

　　高传玉（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很多年了，各行各业都在讲“为人民服务”，可这些年这句话，在医疗行业显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尴尬，因为医疗费用太高，穷人根本就看不起病，对于很多医院和医生来说，“为人民服务”成了“为有钱人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对医生就有个很直接的拷问：当你面对的患者没有钱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马文芳：钱的确是个问题，很早以前，村里实行的还是工分制，我的诊所每个月可以挣280分，后来改革了，村里把诊所交给了我个人，让我把诊所办好，给乡亲们看病。当时家穷，为了采购药，我就四处找亲戚朋友借，借了二百来块钱，买了一批药。但村里穷人太多，有个头疼脑热的，来看病，拿的钱根本不够。作为医生，我不能不给治，药费就欠着。诊所的药用完了，并没有收回多少钱，都换成了欠条，没办法，我只好再借钱去采购药，循环了一段时间，到1988年，我再也借不来钱去采购药了，诊所维持不下去，我只好在门上贴了“停止营业”，准备关门。可乡亲们太需要这个诊所了，于是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大家你两毛、我三块，硬是捐了500多块钱，让我的诊所重新开了门。

　　医生的第一个任务是看病，第二个任务才是通过看病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能给患者看好病，自然能养活家人。因为穷病号多，在很长时间里，诊所的利润薄得难以想像，看一个病人有时就挣一毛钱，甚至几分钱。但是后来，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了我治病给穷人省钱，来的人就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我一天看了156个病人，就算一人挣几毛钱，也能挣好几十块钱。

　　高传玉：诊所被迫关门，乡亲们的捐款还能救，城市的大医院如果经营不下去了，问题就不会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大医院的医生该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有种变通：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病人，首先不能拒绝，然后要考虑怎么在他经济承受能力的范围内，给他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现在对很多医生来说，治病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费用的问题，能让病人不怎么花钱就治好病才算本事。如果一个病人需要做100元钱的检查，可他只有50元钱，作为医生，不能拒绝为他治疗，而是应该利用这50元钱，寻找其他的治疗方法。总之，不管多穷的病人，要让他的每一分钱，都能为挽救他的健康起到作用，不浪费病人一分钱。

　　碰撞二

　　遇见“三无病人”咋办？结论：救命永远没有前提

　　史锡文（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很多医院都有一个困扰，就是“三无病人”问题，这类病人医院无法查到其家属、地址，甚至是姓名。遇到这样的病人，医生该怎么办？

　　马文芳：我的做法是先治病，患者一到诊所里，不管急病慢病，先给治，然后再说钱的事儿，如果实在没钱，只能算了。病人有没有亲属、家住哪儿都不是问题，问题其实还是医疗费用。一个病人如果因为没钱，在诊所没有得到治疗出了问题，作为医生，我的良心一辈子都不会安生。这应该是医生的一个原则——不能因为病人没钱，就拒绝给他治疗。

　　史锡文：现在在很多大医院里，对于急诊“三无病人”，这点都应该可以做到，先治病保命，然后再说钱的事儿。但是，慢性疾病、择期手术的病人，这点就很难办，“爱心诊所”当年还因为欠债太多，差点关门，更何况一所省级医院，首先要生存下去，才能给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碰撞三

　　怎么避免医疗纠纷结论：尽力加尽心

　　周云（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著名肿瘤专家）：现在大家都感觉医患关系很紧张，医疗纠纷是医生们最头疼的事。有时医生很尽心，但治疗如果没有取得足够好的效果，患者就无法接受。你有没有遇到医疗纠纷，怎么避免？

　　马文芳：38年来，我从未遇到过一起医疗纠纷，从来没有病人来找我理论。我认为避免医疗纠纷有两个根本的因素，第一，要尽可能地治疗，发挥自己的最大能力；第二，就是有足够的感情投入，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你全心全意地对待病人，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尽心治疗，谁也不会和一个真心对自己好的人产生“纠纷”。

　　□记者王芷荭实习生樊赛楠文记者杜小伟图

　　马文芳（右二）和省人民医院的专家们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