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庞积聪

　　近几年明显感到，母亲两鬓挂霜，满头堆雪，垂垂老矣。

　　母亲不认字，从小到大我从未见她写过一个字。我的电话号码，她让别人用粉笔写到墙上，给我打电话就望一眼墙上的“阿拉伯”，然后一个一个地拨数字。

　　我上小学认了些汉字和阿拉伯字的时候，曾经日夜为母亲担忧，生怕她会把10元钱当1元钱来用(当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要知道，10元钱放现在不算什么，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则是普通职工一个月的收入呢！

　　这种担忧后来证实是杞人忧天。放学回来，母亲会让我上街买豉油之类的东西，她从半襟衣的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小心地展开，然后指着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告诉我:“记得哦，这是1万纸，买瓶豉油是两千纸，莫被人骗了！”本地人一直顽固坚持解放初的说法，把1元叫成“一万纸”，1角叫成“一千纸”，1分叫成“一百钱”，几十年来从不改口。

　　我读小学正逢文革开端，一年级读《毛主席语录》，二年级背《老三篇》，三年级念《毛泽东诗词》。在班里我算是“尖子”，所以语文老师常点名让我上讲台背课，记得除了那首《七律·长征》背得较顺溜外，其他总是错漏百出。汗颜不已之余，开始钦佩不读书的母亲。因为从我丫丫学语时起，她就能随口而出教我唱乡间俚谣或咸水歌。

　　夏夜，母亲在门口铺上一张大凉席，一边摇着大葵扇，一边抑扬顿挫教我唱:鸡公仔，尾婆娑，三岁孩儿会唱歌。毋系(不是)爹娘教导我，自己精乖无奈何……

　　一首首能励志又有点忧伤的童谣，把我带进了一个个充满色彩而又陌生的世界。

　　她讲的“牛郎织女”、“吕蒙正中状”、“薛仁贵征东”等“古仔”，教人向善、取义、宽容和勇敢，比当时学校的古板教育更能开启一个孩童的智慧和人生。我想日后的偏爱文学，应是母亲的启蒙。

　　形势宽松后，我家一下子热闹起来，母亲那间小房，每晚都挤满了本镇的一些中年女人，个个像虔诚的学生，向母亲求教红白孝事的礼仪和学唱“哭夜歌”。所唱内容包括天堂地狱，三皇盘古，其中有很丰富的典故传说，母亲都能有板有眼地传授。久而久之，“学生”们的学习册上都记了厚厚的一大本。

　　我偶尔翻了翻她的“学生”笔记，不禁纳闷起来:母亲的满头白发怎么像个无底的书囊？她的童年经历过怎样的文化薰陶？……

　　心直口快的母亲一直对身世讳莫如深。文革期间被拉去“陪斗”，回来也只是长叹一声，然后又去忙她一天到晚也忙不完的家务。直到耄耋之年，她才断断续续和我谈起一些陈年旧事。

　　母亲姓陈，是本地大姓，乡下原先是大户，外公嗜鸦片嗜赌，未到解放就破落了。母亲年幼时就被送去守寡的外婆家中，外婆是大家闺秀，显然母亲自小便有家教。外公为了维持吸食鸦片，竟在解放前夕的乱世中当了两三个月的冤大头保长。家乡一解放，外公就像阿Q那样，糊里糊涂地被绑到野外“镇压”了。外公死了，外婆抑郁而终。母亲嫁给了我父亲这个外地人。

　　母亲豁达而慈善，有几件事可以说明。父母双亡，遗下两弟一妹，她就长女当母，接过来抚养。“公社化”那年饿死人，在门口见到一个被遗弃的病女童，母亲为女童治好病，还收养到出嫁。正是这个“穷姐姐”，年年报恩，每逢我父母生日，她都会提前一天从邻县赶过来祝寿，“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从未间断过。

　　记得在“文攻武卫”期间，枪声四起，人心惶惶，从电白涌过来避难的“核派”群众很多，母亲竟打开门，接纳了10多位讲“黎话”的难民，留在家中又吃又住，把他们尊称为“同志”，倾尽米缸以待，做不了米饭就煮面条、稀饭，每天开饭都要摆两桌，这样坚持了几个月，风声紧了，又把避难者转移到乡下舅舅家……

　　历尽沧桑的老母亲是倔强的，生平很少见她流泪，仅有的几次，有两次是因为我。

　　母亲最疼我，从小到大，兄妹中只有我未受过“体罚”。1975年我高中毕业报名上山下乡，母亲默默为我收拾行装。在一片锣鼓口号声中我热血沸腾，走出正街口时往回望，见到紧随而来的母亲双泪横流，我心一酸，眼睛就潮湿了。

　　我们这一代命运随历史起伏，一波三折。上学来了文革，毕业又逢下乡，大幸是赶上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时我在农场考上了大学。临去学校时，依旧是母亲为我缝制新衣，打点行囊，一路上喋喋不休地叮咛着……客车徐徐开动，驶出车站，我打开车窗外望，老母驼着背，前倾着身子，动作迟缓地随着汽车走，半白的头发垂着，在风中零乱地飘动，两眼泪光闪闪。

　　我赶紧掉转身，强将咸涩的泪水咽了下去。

　　“儿行千里母担忧”，茫茫人世间，无论风风雨雨，无论天涯海角，永远为你牵挂的人是你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