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采访无关的片断

　　本报记者郑湘平（右）在世界杯赛场与巴西球迷合影。

　　小组赛的一个深夜，坐在斯图加特火车站对面的街头等车，疲惫不堪的涂坚毅不顾形象地席地而坐，抽一根自制香烟解乏，被同行的伙伴抓拍。

　　熟悉的人、熟悉的语言、熟悉的环境，再加上无比熟悉的滚滚热浪……在走出长沙黄花机场的那一刻，因为熟悉的一切，让一切终于完完全全地放松了。40天的德国之行终于结束，在饱餐了一天久违的口味虾、米饭和“北京时间”之后，再回忆那“不堪回首”的40天，突然发现脑子里居然只有与火车、卷烟和肉这几个词有关的片断——所谓巴伐利亚风光和南德风情若有若无，除了勉强回忆出的火车窗外那一闪而过的田园和村庄。

　　按照小组赛时事先画好的“势力范围”，我跟同事郑湘平分别靠南的法兰克福和北边的汉诺威为大本营，按“南线”和“北线”的分野，每人“管辖”6个比赛城市，剩下的就是以火车为工具，转战于各个城市之间。故事就常常发生在这一趟趟列车之上。而采访和写稿虽然辛苦，但我们都是久经战场的老战士，因此即使现实比以往任何一次大赛采访（包括韩日世界杯在内）都要累，但早早做好的心理准备还是让我们挺下来了。倒是这些发生在转战过程中的小故事，总令人难以忘怀。

　　片断一：火车“夜惊魂”

　　小组赛时的某一个深夜，在结束了一场已经被遗忘的比赛采访和写稿之后，为了第二天在斯图加特的球赛前不用再匆匆赶路，我和几个同伴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凌晨1时坐上了一趟列车，决定直接提前开赴比赛地，以便睡个好觉。运气很好，几万名球迷在我们来到火车站之前已经疏散完毕，以至于那节车厢里仅仅只有我们4个人——2个小时的车程、空荡的车厢、平稳的行驶，看来这趟“专列”将是属于我们的一趟“高级卧铺车”。

　　“您好！”一个声音把我睡梦中的口味虾赶走，睁开眼睛，几个高大的身影黑压压地将我包围。我腾地坐了起来，四个牛高马大的警察站在我面前，仔细一看，每个人的腰间都别一个枪套，里面插着一把电影里才见得着的手枪。身后的同伴也已惊醒，纷纷坐了起来。“这是一次临时检查。”为首的一个40来岁年纪的警察用英语说，“请出示你的护照”。警察大哥要看护照，就算没带枪，我们自然得配合。

　　第一个被检查的人不幸正是区区在下，不知道是对东方人的面孔不熟悉还是什么原因，警察大哥足足看了三分钟，不时还抬头盯着我的脸，仿佛我脸上也长了个护照。车厢里除了火车行驶的哐当声，再没有其他一点声音，气氛变得极为紧张和压抑，我们心里开始有些忐忑——在国内向来遵纪守法，除了问路，连跟交警打交道的经验都没有，何况是荷枪的外国POLICE！还好我“长得很像护照”，3分钟过去，警察同志将护照还给了我，虽然没有像电视里的中国警察那样敬礼，但还是说了声谢谢。

　　在接下来检查其他同伴的过程中，另外三位警察可能觉得自己太过严肃，一位50岁左右的警察将身体前倾靠在了前排的椅背上，挤出一点笑容问了我一句护照上有答案的“废话”：“你从哪里来？”这个答案我向来只有一个响亮的回答：中国！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和日本球迷见得太多，估计中国人这位大哥碰得少：“中国？到德国来干什么？”“来看世界杯！”这位大哥的兴致越来越高：“世界杯？你认为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天啊，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标准的巴迷，这个问题向来是不假思索：巴西！

　　话一出口，我便知道这回答不是“标准答案”——德国大哥的原本笑嘻嘻的脸突然一沉，愣了一会以后不死心地继续发问：“你认为德国队如何？”原来是这个意思，话就好说了：“德国队很优秀，特别是教练克林斯曼，德国与巴西将在决赛相会。”此言一出，警察叔叔的脸由阴转晴：“我们也希望这样。”“危机”终于解除，一时间双方相谈甚欢，我趁机把巴拉克、克诺斯一一表扬，以弥补“过错”。剩下三个同伴的检查也颇为顺利，临走，4位警察笑嘻嘻道别，其表情甚为满足。我们却长出一口气，再次倒头睡去。

　　故事再一次说明了两个真理：任何人都是愿意听到好话的，德国警察也不例外；有时候，适当的撒谎有助于交流。

　　片断二：卷烟高手

　　“香烟200支，或烟草250克”。出发前夜，在仔细翻阅了德国海关的入境须知之后，我终于死了心，恋恋不舍地从行李箱里拿出多出的2条白沙。抽惯了中国烟的人都知道，出国除了饮食方面的不适应之外，不得不抽外国烟也是一种极度的折磨——何况早有人告知，德国的香烟之贵，根本不是我辈所能承受得起的。

　　1条白沙的消耗速度惊人，一个星期左右，最后一支烟就被我恶狠狠地吸到烫手，接下来还有4个星期，怎么办？本报特聘的留学生刘亮告诉我的办法是：自己卷烟抽。

　　接下来就是在烟店里搜寻材料：卷烟器一个、刘亮指定牌子的烟丝若干、专用卷烟纸和过滤嘴若干，剩下的就是苦练卷烟技术了。火车上的吸烟车厢就是我们最好的练习场地——打开卷烟器，放入烟丝和过滤嘴，用舌头把纸张带胶水的一面舔湿，然后一卷，平生第一支手工香烟就此诞生！问题是，还没等放到嘴里，这支“处女卷”就散架了。练习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吸烟的诱惑是巨大的，一个星期后，我已经能够在三分钟之内卷出一支与盒装烟相差无比的手工烟了——劳动的成果是格外香甜，掌握一门新技术至少可以使我以后不怕下岗。

　　但打击随之而来，卷烟速度毕竟比不上手从盒里抽出一支烟的速度，在写稿时，这个速度差别更加麻烦。即便是不抽，我也是习惯了在写稿遇到麻烦时点上一支烟，然后在烟雾缭绕中继续敲打键盘，此时哪有时间去卷烟？沾沾自喜的日子没过多久，现实就残酷地将我打醒。

　　希望出现在一个黑人大哥的身上：又是一个坐火车的夜晚，坐在对面的一位黑人大哥一面悠闲地与身边的同伴聊着天，一面把手伸进宽大的衬衫胸前口袋里摸索着。不一会，这位大哥变戏法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半成品烟，然后用舌头一舔纸上的胶水——一支卷好的手工烟！用惊为天人来形容我的景仰也毫不过分——再大的口袋也只是方寸之地，如何能用一只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卷出一支烟？有缘碰到如此高手，当然要讨教，热心的黑人大哥手把手教了我一路，我也满头大汗练习了一路，可惜如此高深的“武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练就的，加上每天忙于奔波和写稿，直到离开德国的那一天，我还是离不开卷烟器。

　　片断三：肉之痛

　　“我一个星期没有吃过不沾奶油的肉了”。在电话里，郑湘平同学苦恼地告诉我。在汉诺威这个小城市，他很难找到一个中国餐馆，即使我在“大城市”法兰克福，9欧元（约合人民币90元）一盘的蛋炒饭顶多是一个星期吃一顿而已，再加上紧张的赛程和采访任务，吃米饭和不加奶油的肉简直就是一个比采访还艰难的任务。

　　在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土耳其三明治之后，我们已经对这种生菜、西红柿、洋葱、奶油再混合一点烤肉的食品深恶痛绝——烤肉的味道其实并不差，但混上奶油等物夹在面包里，肉少不说，味道实在是难以下咽。在忍无可忍之后，我们终于决定与酒店不远的那家小店的土耳其老板交涉：除了MEAT，不许放任何东西！

　　交涉的过程是艰难的：我们的英语不够流利，土耳其老板只有德语非常流利，于是表情和手势的配合之下，在我们一个个“NO”与“MEAT”的肯定与否定之下，老板终于用不可理解的表情乖乖地端出一盘期待中的“裸肉”—一个盘子里，装满了一块块刨下来的烤肉，没有奶油、没有生菜、没有西红柿、没有一切！简直是太棒了，我们兴奋地为这次“外交胜利”而欢呼，然后刀叉齐下，风卷残云……

　　后果很严重：酒足肉饱之后，我们苦着脸付出了总共38欧元的代价：2杯啤酒、2盘土耳其颜色黄得可疑的米饭，加起来不过10欧元，280元人民币一盘的“裸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