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国企盈亏数字成谜、房价涨跌幅度成谜……现在，连人均住房N平的数据也打起架来：上周末，北京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了《关于200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有关情况的说明》，对传得沸沸扬扬的建设部《2005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32.68平方米”的数据进行“说明”，指出由于统计口径和人口数据不同，截至2005年底，北京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建设部的统计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北京城镇居民住房平均水平。（7月10日《上海证券报》）
如果是民间调查机构和国字号部门的“语出多门”，老百姓尚且可以“各取所需”、凭智商裁量，要命的是：两个权威机构、一个并不算复杂的“人均住房面积”的数值，竟然悬殊到32.68：20，我们除了再一次领教了所谓暧昧纠结的信息自由裁量和大跳摇摆舞的知情权，还能说什么呢。社会心理学家曾告诫说：流言的强度等于事情的重要性乘以情况的模糊程度，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越重要，而信息又越模糊，这个流言就会越泛滥。我不是专家，无法推定哪个数值是李逵哪个是李鬼，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居之不易”的京城，平均一个普通三口之家真能坐拥百平住宅？这个推断怕是要被市民的口水淹死。
其实，对于不同部门不同机构、甚至同一部门不同时期的数据“卖矛又卖盾”的现象，老百姓早见怪不怪了。但问题是：这些“打架数值”的宏观导向作用也在自相矛盾中边际效应递减，受到损害的还有统计部门的信息权威，乃至国家、政府的公信力。这些语出多门的数值为什么如此诡异如此悬殊呢？回顾一下那些被扯来做幌子的理由吧：一是所谓“统计口径统计方法”，的确，所谓加权平均啊贝叶斯统计方法啊是够吓人的，既然统计方法如此多样，为什么不在数值公布前一并把统计方法统计口径“阳光”一下呢？统计数值的舆论化过程有没有制度设计保障其程序的正义、结果的客观公正呢？如果我用这个方法你用那个方法，没学过统计学的老百姓该指望哪个数据生存呢？二是譬如“人口数据不同”，我们承认部门差异带来的数值偏颇，但是这种误差总有个度吧，如果误差逾越了小数点、甚至成了正负数值悖论，那么，逻辑而已：起码证明了有一家“权威数字”必然大幅度失真。
语出多门的数值屡屡打架的背后，是“统计哈哈镜”现状：根本而言，是某些部门把数据当成可以随意揉捏的橡皮泥，出于部门利益或者寻租的需要，根据自己的臆断任意“统计”，背离了统计起码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这和计划传统下的“数字政绩观”之流弊大有渊源；其次，除了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健全、阳光统计尚无制度保障之外，各职能部门之间互并不买账、缺乏必要交流也是当前部门信息扭曲和混乱的症结所在，导致信息的发布缺乏审慎的规范，加上又缺乏刚性的监管，反正是数字和符号的组合，谁都可以说，说错了也不必担责……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曾说：“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应对统计数据的纠偏，我想，也应该是——先有健康的制度，才有干净的数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