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植芳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在中国人面前展现的就是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自此以后，可以说中国文化、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与外来的刺激分不开。特别是发端于1917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种交流变成一种常规，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切磋。就是在当时开放性 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大胆拿来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接待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文学思潮和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基于自身所继承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地把中西文化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样式，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而是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范畴的新文化。观察和研究中国新文化和文学运动，如果不以外国文化、文学作为参照系，就很难真正认识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基本品格。
要了解就需要先介绍。国外的思想学术著作车载斗量地被翻译过来，国外出现的任何新思想、学术思潮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被介绍过来，很多当时在国内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满怀崇敬之情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在西方历史上或现时的思想家中寻找自己的偶像，直接拜师学艺或自认为私淑弟子，如徐志摩私淑罗素，胡适私淑杜威，他们还创造种种条件，让自己的老师到中国进行游历和演讲，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都是在二三十年代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思想家，而中国国内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借此大肆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如出过什么《杜威五大演讲》、《罗素月刊》等，而且陪同他们在中国各处游览、演讲、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在中西文化的这种生动的交流活动中，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即“西化派”和“传统派”，后者也称“东方文化派”。“西化派”的主要代表是胡适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但以什么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将来的新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心目中，实际上也是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图景就是西方文化图景。陈独秀1918年就断然宣布：“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能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而胡适则更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很明白地指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与此相对，以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受罗素、泰戈尔的影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将成为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这两种力量一直在进行着争论，在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来到中国之前就一直在进行着争论；而这些外国思想家的到来只是加剧或重新引发这样的争论而已，争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而五四以来的中国东西文化之争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化之争，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国人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当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欢迎者和反对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外国思想家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就以泰戈尔为例，对他的到来，国内文化界就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相互对立的力量，一派毫无保留地欢迎，一派毫不留情地驱逐，争论的中心就是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而在泰戈尔来华前，国内思想界已就这个问题争论得热热闹闹了，如著名的“科学玄学大论战”，但他的到来使这种论战更激烈起来，当然，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是受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制约的，只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时，总为这些本该富有成就的文化交流弄得不欢而散而深觉惋惜。
然而不容否认，这些论争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时至今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民族的东西都很快会变成世界的，在人们惊叹世界如此之小的时候，在我们正加大力度搞经济建设，不断与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今天，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无疑会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无论何时，我们吸收外来的东西，目的无非是为了使国家更加强大、进步，但在实际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觉得难以理解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交流总是伴随着误解，关键是这些误解应该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我们研究历史、回顾历史，这就是一个主要目的。
宜学的这本书是下了工夫的，也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实际上这是研究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基础性工作，只是以往为人忽视而已。书中以大量的翔实材料，梳理了泰戈尔的思想学术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的游历和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来华的不同反应，这是一项踏踏实实的研究，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分析都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有独到的见解。
[《泰戈尔与中国》孙宜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