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同志：
连日来，我在学校的阅览室里读了贵报关于董艳明的系列报道，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就是“一封求救信引发的救助行动”。
的确，董艳明及其弟弟的不幸遭遇让我感到同情，特别是为了陪伴弟弟去北京治病
，耽误了自己的求职，这种手足之情，让我感动涕零。但是，董艳明同学又是幸运的，他的求救信经时报报道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不少热心人为他捐钱相助，出谋划策，都洋溢着温暖。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时报“做媒”，为他联系工作。作为同龄人，我为董艳明感到高兴。
高兴之余，我也作了一些反思。尽管我们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ＧＤＰ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因素制约，仍有一部分人过着困苦、贫穷的日子，他们渴望过上好的生活，他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想靠自己的双手走出困境，他们中不少人像董艳明一样过着艰辛的生活。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的艰辛是“必然”的，由于各种不可避免的原因，这种“必然”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相对来说，他们获得救助就显得“偶然”了，比如说此次董艳明获得救助就是明显的例子。假如他没有发出这封求助信，假如时报的编辑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把这封信作一般处理……这个“偶然”可能难以成为今天董艳明的幸运。因此，我所考虑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保证类似于董建明这样的学生能顺利得到“偶然”，并让这种偶然最终成为一种必然。
否则，救助仅仅存在于“偶然”的话，我们都可能是潜在的董艳明——没有获得救助的董艳明。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关尹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