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梁宗孟的艺术对话

　　留守边缘

　　梁宗孟(笔名宗梦)，1955年9月出生于兰州。1970年考入甘肃省歌剧院从事舞美设计工作，1976年开始绘画创作。作品参加第六届(1984年)、七届(1989年)、八届(1994年)、九届(1999年)、十届(2004年)全国美展。日本东京美术馆、台湾隔山艺术会馆收藏了他的作品。梁宗孟在创作上的勤奋催化了他的艺术天性，于是他能够敏感而自如地把握艺术的多种形

　　铸铁·狗

　　梁宗孟创作了种类繁多的作品，从20世纪70年代的漫画、插图，到80年代的木雕、写实或表现性油画，再到90年代以后的铸铁作品和大量的抽象油画、符号系列作品，还有许许多多的素描创作。一个并非科班出身的人，有着如此多样的艺术创造，在中国怕真是不多见的。他的绘画中强调复杂的线与面的形式组合，这些形式是从人体或日常事物中抽象出来后随意组织在一起并赋予华丽神秘的色彩。他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一样，并没有贯穿于完整统一的主题之中，而更多表现出来自于自身的诸多生活经验(如有关性、梦或童年的记忆)。另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梁宗孟的油画或雕塑作品屡屡入选全国美展，他的作品显然取得了“合法化”的地位。梁宗孟一方面做着形式语言的探索并显现出自己的风格，因此在一个区域性的艺术圈内是前卫的(尽管“前卫”这一概念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他的“先锋性”又得到了保守的区域性话语权的认可，这不仅是他所选择的生存战略所取得的有效成果。

　　张国荣(张)：每个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从艺经历，你有过怎样的经历？

　　梁宗孟(梁)：我小的时候，在父亲“专制”的旨意下画着我并不喜欢画的东西，每天必须要画两张他提供给我的资料图片。于是常常做着父亲“追杀”我的噩梦，梦里的我非常恐惧，总在逃亡，但总摆脱不了父亲的那种严厉和命令。父亲去世前把我从小画的那些画收集起来整理好，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了我。那时我才发现我父亲对孩子爱的表达方式跟别的父亲不太一样，慢慢地这种梦也就消失了。

　　1970年我初中时考取了甘肃省歌剧院。当时单位前后指派给我的两位老师，都是画中国画已有了些名望的画家，其中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杨鹏。我当时对国画不是太感兴趣，整天找各种理由逃课。我之所以拒绝他们是因为还有一位老师吸引着我，他就是以“右派”身份下放到省歌剧院的崔承繤。他是一个神秘人物，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但画画得很好，谈起艺术来似乎无所不知。他不但影响了我的绘画，也影响了我的为人。从1971年到1976年底，我基本上被迷住了。

　　张：他的哪些东西吸引着你？

　　梁：我们最喜欢听他天南海北地讲。他讲凡·高，告诉我们凡·高的至理名言：反对一切画派，采取最强烈的抽象性，做一切被禁止的事；利用绘画重新学习，虽然你知道是在学习，但是画家在他的画面前既不是过去时代的，也不是他同时期的，永远是他自己。他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不喜欢循规蹈矩，不喜欢没完没了重复着的东西。

　　张：还有谁影响过你？

　　梁：佘国纲和张学乾了。

　　张：你能描述一下你多年来的创作思路吗？

　　梁：我在创作中喜欢那种跳跃式的思维。在生活中碰见一件事情———可能它是与绘画无关的东西，但它强烈地诱发你的创作灵感和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时喜欢一个人独处，在学术上不太跟同行去交流，更多的还是关注我自身，在我的圈子里去寻找一些对我能产生意义的东西。到了后来的时代不需要群体化的时候，就开始特别强调个体了。

　　我在1972年时的作品，强调色块和颜色的沉稳，颜色的厚实还是源于前苏联样式。1976年时已经带有一种表现主义的东西了。我的抽象画画得比较早，但是我走了一条“适者生存”的路。1989年到2004年做了些木雕。我的创作状态来自于我的一种狂热，在一段时间里不知道为什么对木头产生一种强烈的兴趣。我的木雕的主题还是离不开人本身。我不会再去模仿，我用自己主观的东西来创作，越主观就越跟别人不一样。

　　张：后来你做了一批铸铁的作品，你赋予了它们怎样的观念或意义？

　　梁：我所表现的是我所感兴趣的，可能对童年有种回忆与向往。作为一个创作主题，我渴望我始终能保持一颗童心，用童心去看待世界。另外，我的这种东西容易引起人们去触摸，铁的东西触摸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常被触摸到的地方会产生一种光亮，触摸不着的地方会更加的生锈，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强烈的对比。触摸也使作品与读者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让你能记住它。

　　张：当年单位对你的重用和适意的条件使你失去了上美术院校或出走的机会，这对你怕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因此而成就了你。你认为呢？

　　梁：当然。上学对我的发展空间可能会更大。这里的环境倒使我能静下心来，真正能做自己的事情，因为我现在51岁了，人在特定阶段的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对生命的价值似乎看得更重，对物质的价值好像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