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四小名旦”，辉煌背后有辛酸

　　本报记者蒲荔子实习生邓仲谋

　　演艺圈有“四小名旦”，文学期刊也有“四小名旦”，她们就是曾经辉煌一时的《广州文艺》、《萌芽》、《芳草》和《青春》。然而，这曾经坚固的整体，却在走向市场的道路中分道扬镳。

　　她们各自走了自己的路。6月底，湖北武汉的《芳草》杂志召开改版会议，继改版为网络文学选刊之后，再推出一本208个页码的纯文学双月刊，并由武汉市政府每年拨款120万，“专心走精英化、纯文学之路”；同时，《芳草》还主办“女评委奖”，邀请国内十余名女评论家、报纸副刊女编辑，以20万奖金，甄选年度纯文学力作。

　　7月3日至7日，《广州文艺》在广州召开“星海故乡行”青年作家笔会，邀请《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的主编、部分外省、市作家和广州本地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共70多人参加。他们意在藉此扩大刊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和知名度，保证充足的高质量的稿源，带动和培养广州地区广大的文学青年，更多地推出广州本地的文学新人。

　　同时，今年也是《萌芽》创刊50周年。在成功转型为青春文学大本营后，《萌芽》也遭遇了来自各方的质疑。

　　曾经推出无数优秀作家的“四小名旦”，在历经挫折和迂回之后，能否再次让人们感到惊讶和激动？

　　历程:辉煌背后的故事

　　很多文学杂志走向没落不能全怪外部因素，还要怪办杂志的人失去了艺术素质和文学追求。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四小名旦”等文学期刊火爆一时，既是因为当时期刊读物严重匮乏，也是人们精神饥饿状态的一种反映。

　　谈起曾经的辉煌，“四小名旦”的主编们都流露了一种内在的留恋。《广州文艺》副主编陆龙威说:“当时的文学期刊反映了很多人的希望，理想，情绪。人们选择了文学期刊作为情感宣泄的载体。《广州文艺》那时提倡“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鼎盛时发行量将近40万份。那时有一个唐凤楼的报告文学叫《我和阿诗玛的悲欢离合》，这么多年过去了，2003年我们精选时，还有人打电话点名要这篇文章。”

　　《青春》的副主编高雪静也告诉记者:“《青春》创刊28年，高峰时发行65万。当时我们的口号是‘《青春》是文学的黄埔军校’，有一个监狱的服刑人员，写了一篇《坏手》讲他的偷盗和忏悔，我看后特别感动，我们刊发了，那个青年后来成了一个生意人，年底还给我们寄来贺年卡。”

　　然而，对于“四小名旦”等文学期刊的红火，《芳草》主编刘醒龙认为这并不正常。进入90年代后期，“四小名旦”走向市场，从青云之上跌落深渊。《萌芽》当时的编辑周佩红回忆:编辑部和年轻作者们的笔会从1993年后突然消失。“来稿量骤减，发行量更是滑坡，偶有昔日作者来访，名片上的身份，大多已变成经理、总裁。”《萌芽》的主编赵长天说，《萌芽》发行量直跌至1万。“那时每个月都在为工资发愁。”

　　究其原因，有人说是生活、时尚、青年类杂志的市场挤压，也有人说是网络文学的兴起，年轻一代阅读习惯已改变，这些不可置否。但《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却认为，文学也需要一点精神，办杂志也需要一点精神。“很多文学杂志走向没落不能全怪外部因素，还要怪办杂志的人失去了艺术素质和文学追求。”

　　困境: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个杂志能做到不发关系稿的话，肯定能活下来。

　　“四小名旦”曾面临或正在面临艰难的处境，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退出了主流媒体，被边缘化，这让耕耘其中的编辑茫然，也令深爱他们的读者惋惜。据业界人士分析，一份文学期刊，只要每期有5万份左右的订数，就能自负盈亏，于是，5万份成了文学期刊的一条无形的“生死线”。现在的“四小名旦”除《萌芽》号称发行50万份之外，另三家都处境艰难，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广州文艺》副主编陆龙威说:“我们面临的困难，是我们还有过去的痕迹，历史所造成的一些痕迹。从人员和机制上我们是一个事业单位，经济上我们又必须走市场之路，这样就有点矛盾。”

　　《青春》副主编高雪静也认为，他们单位负担太重，退休老职工都归他们杂志自己管，人头费过大，再加上发行量不大，编辑部又管稿件又管广告创收，他认为《青春》走向市场不堪重负。

　　而《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则对“5万的底线是生死线”这一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只是市场上的一种说法，不是唯一的标准。对于《芳草》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他的话一语惊人:“还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你无法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关系，大量的让你感到无可奈何的关系稿。一个杂志办得好不好，有时候真的不在于你发了非常好的稿子，而在于你必须不发关系稿。这是关系到生死的事。一个杂志做到不发关系稿，这个杂志肯定能活下来。”

　　就是现在处境稍好的《萌芽》也充满着困惑，“新概念作文大赛”办了8届，推出了一批80后作家，但近来，对“新概念”的批评也愈来愈多。而多年来，“80后作家”群中虽然不断有新人加入，但其影响都不能和韩寒、郭敬明二人相提并论。

　　改革:“变脸”方向在哪？

　　是“贴地行走”走“求俗”的路线，还是“曲高和众”走“求雅”的路线？

　　“四小名旦”的改版势在必行。但其变脸的方向在哪？是走向文化，走向市场，还是继续坚持纯文学？是“贴地行走”走“求俗”的路线，还是“曲高和众”走“求雅”的路线？这些都留给“四小名旦”一大串的问号。

　　《萌芽》最先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他们亮出了“新概念”的大旗，瞄准了青少年这一块肥肉。主编赵长天说:“改版后的《萌芽》，更强调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更多着眼于提高青年人的文学素养，占领文化市场。”今天的《萌芽》更贴近生活，更贴近校园。他们与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高校联合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被誉为“中国语文的奥林匹克大赛”，评委会主任王蒙甚至欣喜地说:“我们可以搁笔了。”

　　《芳草》今年初实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曾创下了“3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家网络文学选刊、第一个系统地介绍网络诗歌论坛、第一个将个人博客搬上官方文学期刊。主编刘醒龙对记者说:“我们要把杂志办成国内汉语界一流的杂志。我们现在很多杂志，为了市场把文学的标准降格，这是一种慢性自杀。我们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就是要强调汉语的优雅和大气，这是我们汉语言文学一向的传统。”据了解，为了抵制关系稿，保证杂志的水准，刘醒龙构筑了一道防火墙，每一篇散文必须2万字以上，短篇小说要发就发一组，最少三篇以上。

　　《广州文艺》去年宣布正式“变脸”。改版后的《广州文艺》大幅度调整栏目设置，将原有的文学范畴，扩展到众多文艺门类。他们锁定喜欢思考的读者，提供有思想的文学作品，重点推出广州作家，突出大都市风采。副主编陆龙威在《广州文艺》工作30多年，见证了杂志的起起落落，她对记者说，在栏目的设置上，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增加了许多具有新的文学特征的栏目，比如“当代文学怎么了”栏目专门刊发尖锐的文学批评，“文学新生态”刊发新兴的手机短信、段子等，还与报纸副刊互动，选登好的文学作品。“跨文体阅读”栏目则精选那些思想性强的文章，它们不拘文体。

　　而《青春》“变脸”的步子却迈得更小些。副主编高雪静对记者说，他们的栏目走的是“文学往时尚上靠一点”的路线。青年作家荆歌主持的《名家谈情说爱》栏目，吸引了全国许多作家的兴趣。他们的《文化聊天室》则旨在解答青年人的创作困惑。至于其它的改革措施，高雪静表示，苦于经济上的原因，有好点子也无法落实。

　　前程:凤凰还能涅槃？

　　“四小名旦”，20年前一个响亮的品牌，今天却黯然失色，落满尘土。人们总是难以忘怀过去的美好，所以总希望“四小名旦”能浴火重生，继续过去的辉煌。

　　2005年9月26日，由四家杂志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文学期刊“‘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在广州颁奖，今年将在武汉举行。这一联手动作，或许可以看作“四小名旦”搏击市场的一招。《广州文艺》的陆龙威副主编认为，现在文学不太景气，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发挥“四小名旦”现有的文学品牌，扩大杂志的市场效应和文学力量。《青春》的副主编高雪静也表示，这样的活动是“四小名旦”打响反击战的举动，“评奖可以发现许多有份量的作品和文学新人，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而《芳草》主编刘醒龙则表示了一种忧虑。他认为，“四小名旦”不是一种永不衰败的文化资源，可以无限制地利用，这个活动还要有更好的创意。而《萌芽》杂志则并未实际参评，只是发函祝贺。

　　“四小名旦”刊发的成名作:

　　《芳草》:许多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频频首发于《芳草》，如贾平凹、叶文玲、王安忆、史铁生、韩少功、张抗抗、郑万隆、邹志安、毋国政等；《芳草》同时也是池莉、方方、刘醒龙、邓一光等大批湖北名家的文学摇篮。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文坛十分活跃的作家如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陕西作家叶广芩；津派作家林希、肖克凡；湖南作家王跃文、聂鑫森；军旅作家裘山山等，先后在《芳草》登台亮相。《芳草》还培养了一批作家型编辑:著名作家、专业作家如杨书案、周翼南、绍六、田天、董宏猷、陈应松、邓一光、徐世立、阿毛都曾先后是《芳草》的编辑。

　　《广州文艺》:许多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刊发于此，如韩少功、史铁生、张洁、刘心武、蒋子龙、冯骥才，代表性的作品如《拳头打在谁身上》、《我和“阿诗玛”的悲欢》等。

　　《青春》:梁晓声、苏童等一批优秀作家的处女作或早期作品均刊发于此。

　　《萌芽》:文学大师巴金、北岛、舒婷、陆文夫等都是《萌芽》最早的耕耘者；现代著名的作家余华、池莉、阿来、韩寒、安妮宝贝、张悦然、郭敬明、蔡骏、李海洋等也几乎都从《萌芽》起步。代表性的作品如:1956年8月，巴金的《我认识的鲁迅先生》；1956年10月，陆文夫的《小巷深处》；1986年1月，余华的《三个女人一个夜晚》；1993年12月，池莉的《城市包装》等。

　　专访

　　刘醒龙:办杂志也需要一点精神

　　(著名作家，《芳草》杂志主编):

　　文学需要一点精神，办杂志也需要一点精神

　　问:很多文学期刊都经历了一个从辉煌到低徊、从低徊到奋起的发展历程，你能简单回顾一下《芳草》这本杂志的历程吗？

　　答:《芳草》所走的路，也几乎是这样一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早期，通俗读物还没有出现，文学杂志的份额很大，那个时期的文学担负了太多文学之外的责任，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当文学回归到文学本来的位置后，文学素质相对缺位的一些杂志，就必然会走向没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文学需要一点精神，办杂志也需要一点精神。如果一本杂志仅仅是为了养活办这本杂志的人，是为了养家糊口，可想而知，他们要求也并不高。

　　《芳草》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试着做些探索。《芳草》今年的改版也正是朝这方面努力。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相应的环境，办文学杂志也不例外，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方方面面的支持。新的《芳草》文学杂志，就是因主管部门拿出了一笔专项资金，才敢逆潮流而动。

　　问:你们作了哪些大胆的尝试呢？

　　答:《芳草》的改版，既是回归也是探索。容量增加只是形式，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汉语界一流的文学杂志。不仅不迷信市场只能是通俗，还反其道而行之，与那些越来越低俗的杂志做鲜明切割，旗帜鲜明地强调汉语的优雅和大气。汉语言文学本来就有这些传统，不知为何大家好像都不好意思强调这一点，不愿意强调这一点。与此配套的栏目设置，如“田野文化”和“批评家自传”，前者将通过策划，请一些有实力的作家深入地写出那些大家所熟知但却并不知底细的一些事情。甘肃作家叶舟所写的、关于青海民歌《花儿》的人文品质的大散文，洋洋五万余字所表现出的独特文化潜质，会让我们对母语的情感上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批评家自传”的设置是为一些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高素质读者提供详实的文学资料。在信息时代，几年前的事，就已经被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真相反而不被人了解。我们请当事人把当时的真相写出来，这对文学的启蒙与研究都是非常有用的，能起到正本清源作用。

　　将文化和文学完全推向市场，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问:业界人士认为，5万份订阅量成了办刊人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它是文学期刊经济收益的衡量尺度，另一方面又成为是否坚守“文学”的评判底线。你认为文学期刊走向市场的道路该怎么走？

　　答:现在经常谈到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要市场化，这中间有相当多的错误理解。市场是一片汪洋大海，只有乘船才可以普渡。其它的东西，哪怕是再好的宝马与奔驰车，硬要将其推下去，也只有死路一条。所谓生死线只不过是将市场极端化后的一种说法。在文化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我们更不应该以其为惟一标准，将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现在，中国的整个经济机制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何况文化呢？在市场机制不成熟、人们对市场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将文化和文学完全推向市场，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是政府要这样做，那么政府是不负责任；如果是业内人要这么做，那就是业内人的不负责任。有些说法和做法更是别有用心，不要以为发行量达到一百万就是方向。真正的文学杂志，就应该有精英意识。在一个有着几千万人口的区域里，如果还出现不了一份高品位的文学杂志，此地的政治环境、经济前景和社会安全的预后系数，一定是让人担忧的。

　　由政府进行文化投资是必然的

　　问:有人认为目前对中国文学期刊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你认为目前文学期刊有哪些可行的方向？

　　答:文学期刊未来走向，有多种形式。就《芳草》而言，由主管部门从专项资金里拿出钱来做，应该是行得通的。这是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内还不可能出现欧美等地由某个特定基金会来进行文化投资的成熟方式。并且绝大部分财富是由政府在支配，那么由政府进行文化投资也就是必然的。

　　由固定的大企业集团资助，也是一种方式。或者是同仁杂志，这种杂志可由相对固定的投资方进行资助，由彼此欣赏的一帮人共同来做，拥有固定的读者和作者。还有一种大学办刊，尽管复旦大学与《上海文学》的联姻破裂了，但这种方式是不会死亡的。一所好的文科大学，办一个好的文学杂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还是一种非常好的间接的中文教育方式。

　　办文学杂志，最怕的就是什么方式都不是，这儿弄一点钱，那儿弄一点钱，就像乞讨一样，一点人格一点文格都没有，文学杂志一旦失去文学尊严，就应该停刊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