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混乱中的负隅顽抗

　　文/弋戈

　　在广西师大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三角地”》中，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黄修己先生借用叶子铭的话，说他们这一代(生于20世纪30年代，长于20世纪50年代)是“生于战乱，长于动乱”，因此，他们的学养就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遗憾。(《生于战乱，长于动乱》)

　　尽管如此，我认为他们在学术上仍然无愧于时代，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从动乱中醒来，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这一代学人即以羸弱之身、相对不足的知识准备，义无反顾地挑起历史大任。他们不但完成了各个学科在废墟上的重建，也毅然担当起为学科培养新人的重任，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的学术在浩劫之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即以黄修己先生本人来说，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就是相隔近30年后重现的第一部个人编著的新文学史，而他已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和目前接近完成的现代文学研究史，都具有开拓学术新路的意义。这一代学人取得这样的成就，黄修己先生分析，是由于“在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这几个方面，跟我们的老师接上了关系。如果说今日还有什么‘道统’、‘学统’，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把它延续了下来；也许这‘道统’、‘学统’已很微弱，但毕竟到了我们这里还没有断线”。(《生于战乱，长于动乱》)《我的“三角地”》第一辑中的散文，即是追忆作者在北京大学求学、工作期间如何获得“道统”、“学统”的，我们既可以从中领略杨晦、魏建功、季镇淮、吴组缃、林庚、王瑶等学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学术风骨、治学方法，也可以看到年轻一代成长的脚印。作者说自己的散文是“老人散文”，是“碎屑集”，其实这些文字绝非夕阳下的怀旧，也不在于述说老北大的“趣闻”、“轶事”，其良苦用心，在于传承作者所珍惜的“道统”、“学统”。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道统”、“学统”要靠追忆，那应该算我们时代的伤痛。在原有价值体系和思想坐标被颠覆后，这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充满了混乱与浮躁，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陷入一个令人堪忧的境地。即以目前的文学界而言，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认为它充满着“委琐、阴鸷、残忍、肮脏、落井下石等下流品质”的怨毒情绪，这样的判断大体是不错的。知识分子本应是精神和文化的承担者、传播者，现在却忙于造假，热衷于混迹媒体发表些马屁文章，某些知识分子实质上已成为知识的损害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似黄修己先生这样的知识人，注定是寂寞的。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形形色色的人群里，固执地发表着“不合时宜”的言论，真是让人伤感。“我一生教书，甚感今日当教师最难。我要教学生做正派人，做老实人，好好做学问，但这种人在生活中往往吃不开，在评职称、提干、评奖、评先进中吃亏。可我又不能教学生学坏。”

　　“古人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我无法使人‘继其志’，无奈何只能叫人‘不要学我’，实在是不配当教师啊！”

　　这样的声音至为沉痛，也弥足珍贵，值得我们驻足聆听。而这样的声音在他的散文集第二辑随处可见，对于所处的人文环境的叹息(《五十九棵榕树和一碗白果粥》)、对高校建设的建议(《广州地铁和中山大学》)、对文物保护的呼吁(《在纪念鲁迅的日子里》)、对学术规范的期盼(《我们现在怎样做学问？》)……我们看到的文字、听到的声音，不免有些刺眼、刺耳，这是可以理解的。作者从北京到广州，所经历的不是空间的变化，而是时代已然变迁。他于1987年南迁，而恰好在这前后，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泛起的，是学术界的混乱与浮躁。

　　面对这样的“时代潮流”，当然也可以选择妥协，顺势而下；“但我们是肩负火烬薪传之责的一代，时代所赋予的，前辈所交给的，那些精神、传统都滚蛋了，那后果会是什么呢？”(《自言自语说自己》)强烈的责任感，迫使作者发出声音，哪怕这声音不过是自言自语。而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就成为这部散文集最打动我们内心的地方，“这散乱的篇章中，似乎也有我在‘三角地’里精神漫游的线索，多少保存一点我这一代人的影像。”这精神，我认为就是“道统”、“学统”；而这影像，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维护“道统”、“学统”，负隅顽抗、决不投降的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