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评波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文/思郁

　　1998年1月是近代最有名的宣言左拉的《我控诉》发表一百周年的纪念。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庆祝这位小说家的勇气，为左拉和德雷福斯家族的后裔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名为《谈及〈我控诉〉一百周年的信》中，希拉克总统充满敬意地谈到:“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

　　德雷福斯事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波折与苦难似乎到这里有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圆满句号。但事实好像并不如此的乐观。从最初的1894年10月炮兵上尉德雷福斯被捕，被控叛国罪，放逐魔鬼岛开始，到1898年1月13日著名小说家左拉发表一封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激起了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舆论界的关注，并最终导致了1899年8月7日至9月9日的案件重审和其后9月19日的总统的特赦。但是事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虽然德雷福斯已经于1935年逝去，但是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仍在继续。尤其是在1940年6月，神圣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垮台，新成立的法国新政府开始颁布一系列反犹太法律，清除提及德雷福斯上尉无辜的教科书，成立犹太事务部。当时已经高达70岁高龄的露西·德雷福斯——德雷福斯上尉的妻子不得不四处逃亡，德雷福斯上尉的孙女，后来被奸细出卖，遭到德国纳粹政府的秘密逮捕，并最终死于臭名昭著的奥斯维新集中营。这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的发生已经暗示出德雷福斯事件仍在继续，人类的公正和正义仍然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权。作为为了向真理迈进的知识分子代表的左拉们，只有秉持着“人类良心的一刹那”，继续为推进人类基本的名誉和权利而振臂高呼。

　　但是，疑虑依然存在。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数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时，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作者阿伦特说:“法国之所以没落，是因为它已经没有真正的德雷福斯阵营人士，没有人相信民主与自由、平等与正义在共和国中仍然能界定或落实。”我得承认，阿伦特的这句话不但击中了现实的要害、也给那些知识分子们致命的一击。从左拉的《我控诉》开始，知识分子才真正成为一个精英集体，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公共行为给以后的知识分子作出了公正的表率:这就是知识分子将要行进的方向。法国其后众多的知识分子，萨特、波伏娃、福柯、阿隆、加缪等虽然都身在学院，但是心中还是延续着左拉的传统，关注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变化，并利用手中的笔和报刊等资源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在众多的政治喧闹声中，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不可否认，由法国开创的近代知识分子传统是特立独群的一种，重实践和行动，轻诡辩和理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有无比的热心。他们最让我激赏的就是敢于对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东西发言，并且毫不畏惧，振振有辞。

　　现代的知识分子都喜欢谈论一个吊诡的词汇“流亡”，无论是真实的流亡还是自己内心的自我放逐，自我的精神上的流亡。但是经过众多伪知识分子的诠释，清晰的流亡，也变得面目全非。在德雷福斯事件后，左拉曾经被迫离开法国，流亡英国。这个“流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无声的潜台词:历史将证明我秉持的是真理，我将会回来！所以左拉最终于1899年德雷福斯上尉被大赦后回到法国。

　　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说，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这句话的隐痛只有那些真正的流亡知识分子才能知道。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的流亡已经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脱离了大地的沉稳，轻逸地飞翔在天空中。这真是一种再滑稽不过的事情，最悲惨的命运已经化衍为了一种伪知识分子表演的舞蹈。

　　想想一百多年前为了素不相识的德雷福斯上尉站出来说话的左拉，和代表“人类良心的一刹那”的《我控诉》，我想，其中最后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所有人共勉:“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受幸福。”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美】迈克尔·波恩斯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