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陕西省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俨然成了官帽批发公司经理。日前，法院已经查明，从2000年到2005年，张改萍利用职务便利，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时，共收受28人贿赂的人民币106.9万元，其中27人都是为买官行贿，其中有些人不惜借款甚至贷款向张改萍买官。
按照正常的逻辑而言，任何投入如果没有收益的预期，投资者就会有所忌惮，谨慎
行事；反之，投资者则会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进行投入。陕西省商洛市部分官员借款甚至贷款买官的事实表明，这些投资者对买到官职之后的收益相当有信心。这显示出当前某些地方的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不仅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被破坏，而且官员通过收受贿赂收回投入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官场潜规则。
对于官员的选拔，在国家的有关条例中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但是，从张改萍案件的事实来看，这些规定具有一定的缺陷：一把手的权力过大，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地方长官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相关人员的官职，让那些为其送过贿赂的官员不至于落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地方长官竟然还可以博得一个“真能办事”的“美名”。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缺乏监督的权力会无限膨胀并制造邪恶。“卖官书记”的案件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深刻反思。
那些借款甚至贷款买官的官员，之所以敢于投入大笔款项，是因为他们已经熟悉某些地方官员利用权力进行寻租的游戏规则，坚信自己一旦当上某个部门的“一把手”肯定能捞回来。钱变官和官变钱的扭曲逻辑，在这些买官人员的头脑中变成合理逻辑，表明了官场潜规则的流行程度及其危害程度。包括此前黑龙江等地发生的一些买官卖官案件，都显示出官场生态劣质的传播速度和深度，非常值得警惕。目前，国家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仍有官员顶风而上，不只是反映出某些官员的素质低下和利欲熏心，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官员选拔机制和权力约束机制的制度缺陷，而这些却是在改善官场生态与确保廉洁行政中必须加以完善的。所以，惩罚那些敛财的贪官固然必不可少，但构建有效的官员选拔与权力约束制度却更加重要。
本报评论员任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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