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5年9月12日，装载着700吨中国货物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触礁沉没。2005年10月2日，完全依照原船仿制、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新“哥德堡号”从哥德堡下水，历时将近十个月的海上丝绸之路后，将于今天到达广州。
作为当代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此次“哥德堡号”复航首先在于200多年
前实景的再现。据介绍，新“哥德堡号”是按照1738年原型的船体、索具尺寸和形状建造的。全部的帆、索器具均按照18世纪的制作方法，采用当时所用材料制成。即便是为了现代航海安全所必需的现代设备，也尽可能地安装在吃水线以下的船舱，而吃水线以上的船舱则保持历史原貌。此次航行，也是沿着“哥德堡号”曾经走过的古老航线，甚至连动力都全部使用风力。从技术上说，这种再现已经达到了“记忆”的极限。
然而，此次复航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次对“记忆”的超越。从哥德堡号的打捞、复制到远航，在瑞典以至世界各地，都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参观者络绎不绝，此次航行所到的各大港口城市均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可以说，这次航行连接的不仅仅是中瑞两国的经贸、文化往来，更表现了世界对海洋意识的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瑞典一次极具创意的“文化形象工程”。
谈到“哥德堡号”的海上之旅，就必然会联想到明清以来的中外商贸往来。对于清末的海外贸易，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鸦片走私和鸦片战争。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在国外公司与中国的贸易中，茶叶、瓷器、丝绸占了绝大部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广州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广州的对外贸易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时，中外文化交流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中国的艺术品也大量输入欧洲，并曾在欧洲掀起“中国热”。比如外销画和瓷器，由于多为西方商人定制，往往结合了中西艺术的特点，并且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民间艺人，如蒲呱、庭呱等人绘制的外销画，如今已成为各国博物馆争相收藏的精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州的繁荣也与200多年来中外商贸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外正常的民间贸易，西方物质文明和文化产品的输入，在当时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此次“哥德堡号”随船携带的大量货物，正复原了当年“哥德堡号”的主要功能。
“哥德堡号”的复制，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遗憾的是，我们对这次壮举的纪念多数是在纸上完成的，对郑和宝船的复制却始终难以开展。“哥德堡号”的复原，打捞的残骸固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是建造时的科学记录也提供了很大的作用。最后，几乎船体所有的数据甚至船员的编制都得到尽可能准确的复原。而郑和宝船的尺寸，历来说法很不一致。根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宝船的长宽分别达到140米和57米，远远超过“哥德堡号”。但是，由于记载的出入过多，且当时多凭借经验，没有留下多少符合科学的准确的资料，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造船方法久已失传。各种数据的缺失以及含糊不清，使复制几乎不可能，如今只能仿制一些模型聊以自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哥德堡号”的考古发掘也直接催生了新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公司首任经理乔真·盖博里森说：“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力量、冒险精神和金钱曾经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随着三大航海家的壮举，海洋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展示“力量、冒险精神和金钱”的广阔舞台，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鸦片战争、马尾海战以及甲午海战的失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耻辱，明清以来的封闭政策，造成了人们对海洋的隔膜，海洋意识的淡漠，也使我们一直以来忽略了对海洋的认识和开发。新“哥德堡号”的到来，仿佛200多年前的那次敲门，只是，这一次带来的不仅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记忆，更是全球共享的海洋意识。
早报特约评论员 黄晓峰 刘景 任大刚 徐德芳 单雪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