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孩子学做人是一种社会责任——关于卫滨区改革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模式的对话

　　嘉宾：

　　郑涛（新乡市卫滨区区委书记）巩莉华（新乡市卫滨区教文体局副局长）

　　李琳（新乡市卫滨区少先队总辅导员）

　　张新艳（新乡市卫滨区姜庄街小学教师）

　　朱芳迪（新乡市卫滨区姜庄街小学学生）

　　1万个孩子，存在800种不良行为

　　记者：我想先问一下郑书记，从朋友的孩子那里，我看到了一套针对小学生的道德教育实验用书《好学生》，而您就是这套书的编者。我很希望了解，作为一名区委书记，日常工作千头万绪，您为什么格外关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

　　郑涛：我时常想，对普通群众而言，除了衣食住行，什么是他们最关心的？答案很明显，就是孩子。对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希望。我们卫滨区有2万多名小学生，这就关系到2万多个甚至还要多的家庭的幸福和希望，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既然如此，我觉得，加强德育工作，教孩子们知荣辱、明是非，学会如何做人，就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也是所有人的社会责任。人们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既然是造福群众的事情，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就更加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者：您亲手编写这套教材，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涛：对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来思考我们在德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真是有太多的感触。为什么我们的德育收效不明显？抛开大环境的影响不说，德育本身就存在不少缺憾。看看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脱离实际的东西较多，孩子们对一些大道理理解不了，完全落实到行动上就比较困难。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决定自己编写一套教材，融入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伦理道德观念，选择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提出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讨论解决的方法，从而帮助他们学会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记者：听说您为此还作了一次有关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调查？

　　郑涛：是的。为了让这套教材更具针对性，让德育工作真正有的放矢，我们在2004年对卫滨区14所中小学校的近1万名学生进行了调查。主要采取了教师座谈会、家长座谈会、学生评议会、问卷调查等形式，获取的信息让人大吃一惊。

　　记者：问题很多吗？

　　郑涛：是很多。我把孩子们在学校、在社会以及在家庭里的共性毛病和个性毛病进行分类，加在一起，得出的数字是“800种”。再看内容，真是让人吃惊。抛开践踏草坪、上车抢座、不尊敬父母这些共性毛病不说，我还了解到一些孩子干了不少坏事。比如有的口袋里装着铁钉，专扎别人的自行车，甚至把自行车的气门芯拔了扔掉；个别大孩子还学会了向小一点的孩子敲诈要钱。有的在家不听父母的，在学校不听老师的，十分任性；有的看似刚强，实则脆弱，经受不了一点打击，稍遇挫折就容易崩溃，甚至产生自杀倾向。太多太多的问题摆在眼前，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针对小学生的道德教育非抓不可，刻不容缓。

　　培养言行一致行为，孩子需要与教师、家长良性互动

　　记者：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校都很重视德育，但在这一工作中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问题却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都有哪些表现？

　　巩莉华：的确，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脱节现象是目前学校道德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比如我问学生“要不要节约用水”，学生会回答“要”；问“能不能随地吐痰”，学生回答“不能”。但让学生真正做到却很难。例如，许多学生对《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内容很熟悉，具备了相当的道德认知，但在一些情况下却不能遵守。像在食堂排队打饭，有教师值班时，秩序很好；无教师值班时，插队、欺负小同学现象经常出现。像班级卫生工作，当学校要进行评比时，打扫得非常干净，而平时则比较马虎、敷衍了事；轮到自己做值日时比较认真，反之，即使教室地上很脏也不愿扫一下。

　　记者：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巩莉华：原因有很多，来自家庭的、社会的都有。但我认为最主要是一些学校长期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轻德，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比如，遇到上级来检查时，全校出动，大搞卫生，过后又恢复常态。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对学生会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从小就学会言行不一致。

　　少数老师的某些不良行为，也给学生的道德认识产生了不良影响。比如，对学生讲随地吐痰是不好的行为，自己偏又随处乱吐；学校禁止上课时使用通讯工具，但老师的手机在课上仍然响个不停。这怎能教育我们的学生，要求他们做到“知”和“行”的统一呢？

　　此外，道德教育简单化，难以深入人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在德育中为了让学生实现知行统一，你们区的教育系统都做了哪些尝试？

　　郑涛：我们搞了一个“日学一语、日行一善”活动。“日学一语”，就是让孩子们学习为人处世的名言警句，懂得做人的道理；“日行一善”则是让孩子们根据学到的做人的道理去做好事。我们这样做，就是要让孩子们知行并进，把外在的美德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为习惯，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

　　记者：活动收到预期效果了吗？

　　李琳：我感觉成效还是很明显的。近一年来，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对学生家庭的回访，我们发现，多数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眼中都有了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孩子们渐渐有了一颗宽容、尊重、理解他人的心，不再那么自我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名叫小超的孩子，以前由于觉得搬运工这个职业不好，他从来不敢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说出自己妈妈的职业。可是在最近的一次班会上，这个孩子竟然对全班同学说：“妈妈为了供我上学，风里来、雨里去，再苦再累也从不埋怨，我以前那样看她，真是对不起她。现在，我要大声地说，妈妈虽然是搬运工，可她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可爱的妈妈。”还有很多孩子，从前根本无视父母、老师的付出，但现在他们开始懂得珍惜别人对自己的付出，懂得感恩了。这就是最大的成效。

　　巩莉华：“日学一语、日行一善”活动，影响的不仅仅是孩子，这是我们当初没有预想到的。一位老师在教学日志中写道：“我们经常教育学生‘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仔细想想这句话又何尝不是在教育老师自己呢？教育学生看到碎纸要捡起扔到纸篓里，自己却不肯随手拾起掉下来的粉笔头；教育学生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自己却不肯在学生问好时真诚地回报一个微笑；教育学生要宽容，自己却总抓住学生的小毛病不放。有些时候自己总感叹学生难教，其实问题出在‘其身也不正’上，事情再小也是事情，事情再小也有学生在看，所以在学这句名言的时候，我也深深地自我检讨。”你看，老师也在活动中受到了教育。此外，一些家长也反馈说，孩子现在常用学到的名言警句纠正家长的一些不良行为，让他们既汗颜又欣慰！

　　开办无人看管商店，让孩子们感受守信的快乐和失信的煎熬

　　记者：我们通常认为德育就是一种对学生行为规范的教育，而你们所进行的德育让我感到首先是让孩子产生一种道德需要。对你们的这种教育理念，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郑涛：你点到问题的实质了。陶行知先生不是说过吗，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同样，没有生活的德育是死德育。如果不注重学生的道德需要，德育的内容就容易脱离实际生活。我始终认为，道德不是外部设定的结果，而是人们根据生存需要进行选择的产物。德育只有紧扣学生生活实际，才能契入学生的认识，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唤起他们的需要和兴趣，从而达到引导教育的目的。只看重道德知识的说教，轻视学生的道德需要、道德情感体验，更缺乏生活磨练，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从不用强迫的方法逼学生去如何做，而是通过对人生道理的学习，让他们将外在的行为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需要。

　　巩莉华：这方面，我们开办的无人看管商店，恐怕也是一种激发孩子道德需要的有益尝试。

　　记者：这很有意思，具体是怎么做的？

　　巩莉华：德性本身就来自社会生活规范，学生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反复体验，才能认识道德的真正含义。但孩子们的社会生活体验是欠缺的，他们对这方面知识的获得大多来自书本、报刊、电视、网络、广播等，是间接的。所以，老师虽然常常苦口婆心地对孩子说待人接物要讲诚信、要学会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等等，但对孩子来说，这些仍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卫滨区的小学校里开设了无人看管的商店。商店里放有笔、墨水和作业本等学习用品，标明价格，让学生自己取货自己交钱。在购买学习用品的体验中，孩子们可以感受到良好品行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不良品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和不快，从而激发他们产生道德需要，这比单纯讲大道理要有效得多。

　　记者：孩子们体验的结果怎么样？有没有出现过收支不平衡的现象？

　　李琳：起初出现过收支不平衡。我记得化工路小学第一次在商店里投放了价值150元的物品，可结算时只收回了40多元。这让老师们很担心，但他们没有声张。老师没有追究到底是谁拿了东西不付钱，而是给孩子们讲开办无人看管商店的意义，以及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善与恶。在这场道德实践中，孩子们切身感受到了守信的快乐以及失信的煎熬，这种体验是非常难得的，当然效果也很明显。两周后商店重新开张，这次结算后发现，收回的钱只少了13元。就这样，不付钱的孩子越来越少，渐渐地商店开始收支平衡了。

　　张新艳：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学生的来信，他写道：“管理员老师，您好，我是几天前去无人看管商店买小本子和尺子没付钱的那个学生。对不起，因为我太喜欢那个漂亮的尺子和小本子了，可我没有带钱，就把它们偷偷拿走了。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我也把应该交的一元三角钱投入了信箱，希望你能够原谅我。”这封信让我看到了开设无人看管商店的意义，是道德的力量让这位学生认识到了错误，并对错误进行了补救，我相信这个孩子一生都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要让孩子懂得，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记者：无论是开展“日学一语、日行一善”活动，还是开办无人看管商店，卫滨区的德育都是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校园育人环境中，老师是发挥主导性作用者，那么，如何保证老师对学生的正面影响？

　　郑涛：我常常问老师们这样的问题：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教给学生文化知识？长期以来，我们的高考主要是考文化知识，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个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都被吸引到对付考试上去了，无形中弱化了教育的其他功能，强化了教师的单纯传授文化知识的角色意识。多年来，我们最大的缺欠是片面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对学生情感、情绪以及个性发展的关注，忽视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也就是如何做人的教育。这使得一些学生道德素质不高，走上社会以后，自身很难为社会接纳，或者会对社会产生危害，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应该了解，教育的目的、教师的职责，是使学生们在独立面对社会的时候，不但具有充分的文化知识储备，而且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具有良好道德素质的人，能很好地融入集体，自身能从中获得快乐，并能更多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道德教育，简而言之，就是教学生学会如何做人。要教学生做人，老师们自己先要学会做人。

　　李琳：郑书记说的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我的感触很深。去年，我作为卫滨区的教师代表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培训班，在与中外教育工作者的交流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对学生学做人的道德内涵有许多补充与发展。无数事实告诉我们，要成才、先成人。一个人尽管很有知识，但如果缺乏道德修养，对社会不做好事做坏事，这样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教会学生做人是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的教育观之一，我们的老师现在都很认同这种理念。

　　记者：芳迪同学，请谈谈老师平常是怎么教你们学做人的？

　　朱芳迪：我想说一件前几天发生的事儿。学校要推荐一名学生去参加全市的讲演比赛，有好几个学生都写了讲演稿并做了准备，也包括我。最后让谁去呢？老师让我们在全校同学面前讲演，由大家投票决定。结果，我的票数最多。老师问我，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能够胜出？我说，因为我的稿子好讲演得也好呗！老师说，不全是，还因为你会和同学们友善相处，大家都喜欢你，所以你才能最后胜出。老师的话教会了我一个做人的道理：一个人要想成功，不但要自己付出努力，还要学会和别人合作相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老师的教导让我们长大了很多。⑤7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王铮摄）

　　□本报记者李影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的幸福和希望。孙忠南摄

　　①区委书记亲自编写的德育实验教材《好学生》让孩子们爱不释手。

　　②姜庄街小学的孩子们在无人看管商店里购物。

　　③孩子们的德育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