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不能有“壳”无“魂”

　　如今，国家“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列入了数量可观的项目；为了从国家那里获得更多“符号资源”，地方政府也纷纷将“申遗”当作工作重点；在中国大地上，“遗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其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使我怀疑名录产生的历史依据。

　　据文化史研究者研究发现，继“火烧圆明园”之类的帝国主义者恶行发生之后，发自于中国本土的、更有组织的“反文化运动”纷至沓来。在过去一个世纪，大到坚固的城池，小到弱小的民居，都已被拆得差不多了（“拆”字代表的做法当下仍然被实践着）。国人对于祖传之物的仇恨，不仅施加于古建筑等所谓“物质文化”上，而且还施加于“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在所谓“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许多声称“原汁原味”的种类，如今其实都已面目全非。试想，我们有多少传统戏曲、民间音乐，是真正传统的？它们有多少能避免百年来种种“戏改”和“民族音乐整理”运动的改造？除了作为形式的“遗产”之外，古人之“心”（精神价值），更是在“破旧立新”中遭到了彻底否定，戴着“非理性”、“落后”、“反科学”等大帽子，遭到大肆批判。

　　“反文化运动”带来一个心态上的后果：我们要求自己与祖先划清界限，要求自己将遗忘历史当成开创未来的前提……

　　然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在过去几年里，国内不同地区纷纷重新发现了自己的遗产，并争着宣称，自己这个地方的传统，比别人那些地方的传统，历史更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古代”），价值更为高贵。

　　中国文化在漫长的20世纪中之遭受破坏，在短暂的21世纪初之猛然“自觉”，这一“突变”，令人啼笑皆非。

　　别以为我是“遗产保护运动”的反对派：事实上，假如有机会，我实在特别甘愿成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人。我之所以斗胆将自己感觉到的“突然”及从“突然”之感延伸出来的质疑说出来，无非是因为我深感传统的奇迹般“复活”有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方面。怎样才能避免遗产在被保护中再度成为过眼烟云的“运动”的牺牲品？

　　于我而言，任何遗产都不仅仅是文化形式，而且还包含着精神内涵。古人之“心”是遗产承载的精神价值，是遗产形式背后的价值。我们若不用相对的态度来礼遇之，那么遗产保护只能算是表面的。我们至少应当认识到，让古代文化的遗产得以保留，为的是从符号和精神上，为日益单调化的现代生活提供某种补充。可惜的是，人们在保护遗产的过程中，时常犯“形式主义”的错误，易于“误认为”，遗产保护者需要做的事，包括了清除遗产之精神内涵（特别是其中所谓的“负面价值”——比如庙宇中的信仰因素）。在20世纪“中国式进步主义”的潜移默化下，人们鄙视遗产的精神内涵，以为它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严重者，甚至会将清除遗产的“落后因素”、变之为“纯粹文化形式”当成自诩的“历史使命”。倘若这种对于遗产精神价值的蔑视还持续存在，遗产保护就不可能是出于真心。

　　要真心保护遗产，我们就应反思现代历史观念，避免无端守护遗产的“空壳”，更多地发掘、尊重和珍惜遗产所承载的精神价值。

　　王铭铭

　　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