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纪念，是一种权利

　　唐山“7·28”大地震已经过去30年，30年来，24万逝者的祭奠一直是遍布市区路口的一堆堆纸灰。据7月1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南湖公园地震纪念墙兴建之后，市民可以在上面刻上亲人的名字，每年的清明时节和“7·28”，刻名的逝者亲人都可以来这里祭奠。然而，在纪念墙上刻名字却是要收费的，“纪念墙正面每一姓名1000元，背面800元”———原来政府将这面纪念墙交给一家公司经营！

　　我不能附和那些认为此举乃商业行为所以无可厚非的说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24万死难者的名字都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因此天然地排斥商家拿死者牟利的行为。我所不能想象者，如果美国9·11纪念碑上的名字都需要死者家属出资购买，将是一种什么情形。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政府凭什么容忍商家拿这种苦难资源牟取私利？

　　公众当初对纪念墙的关注以及目前对纪念墙收费的关注，其实意味着在我们的内心，都渴望着这样一座纪念碑，来刻下那24万不应被遗忘的姓名，来刻下面对一场强震时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来刻下每一个名字所赋予我们民族虽历经苦难但不曾沉沦的希望。当然，唐山建立过一座遇难者纪念碑，但上面却找不到每一个死难者的姓名。

　　姓名之后有着鲜活的生命，更有着真切的哀痛与寄思。这些真实的姓名不应随着时间流逝而湮灭。在我们的大地上，竖立着各种各样的纪念碑，无不彪炳着我们的情感与诉求，纪念与永生，但是一直以来，我们缺少一座铭刻着在被动承受自然苦难时每一个人姓名的纪念碑。我们总是忽略了个体的苦难价值，总是用群体性记忆来代替甚至抹杀个体的记忆。但其实对于生命而言，必须存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与彰显之中。

　　那么，谁最应当有资格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报道中，一位叫党育新的地震孤儿认为建立纪念墙是一件好事，但她同时觉得，这种公益的事情，“不如政府出面来做”。这种寄望于政府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然的。“在一颗没有刻骨痛苦的心上，也永远留不下理想的铭文。”人间苦难并不是因为回避而有所减少，正视苦难更能向往美好。但在这当中，只有政府行为，才能让民间对于死难者的寄托，对于一场苦难的印象，不再仅仅在为“遍布市区路口的一堆堆纸灰”而随风飘散，也才能真正凝聚起对于生命与现实的珍重。

　　我们不能因为死难者的家属没钱，而让他们失去将名字刻上“地震纪念墙”的权利。是的，这是一项权利，是一场自然灾害之后，死者以生命赋予生者的追怀并祭奠的权利。但是，能够让所有人都享受到这项权利的，只有政府的行动。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去珍惜这样的一种灾难资源，以表达我们对于每一个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