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官员热衷城市化大跃进原因在于腐败

　　作者：梁北岳

　　《南方周末》2006年7月13日头版发表了《权威专家数次上书国务院 直陈城市化“大跃进”隐忧》一文，在这篇采访文章中，学者陆大道怒指许多地方官员大搞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大标志性建筑等超前形象工程，不管占用多少土地，也不管工程建成后利用率多么低，更不用操心失地农民的疾苦，只醉心于自己的大手笔和大政绩。

　　这种现象，陆大道看到了许多，因此“一脸的愤怒”（文中语），其实老百姓也都看得到，这太多了，随处可见，很普遍，普通老百姓也都痛心疾首。所不同的是，专家学者还可以上书中央，上了书有人理会，而百姓人微言轻，不关自己生活也就懒得管了、也难得管。其危害是不言自明，无须多说。这里评论原因。

　　对城市化大跃进的原因，陆大道分析原因有四：一是政府官员对国家其实地不大、物不博、人多地少认识不足；二是政绩考核体系有不足，提拔干部看重政绩；三是土地管理制度有缺陷，支配权在政府，农民无话语权；四是财税制度中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来源，所以难以制止。

　　我认为，学者说对了一部分，还有一个内在的核心原因没说，也许是真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了也不敢说。学者说话影响面大，囿于身份一些话不能说，这可以理解。不怕学者知道了暂时不敢说，怕只怕不知道。

　　老百姓则可以知无不言：是什么原因使得官员们如此热衷于大兴土木，大搞大而不当的形象工程？——根子是腐败，绝不是认识问题和执政水平问题。

　　搞工程，可以捞钱，搞大工程，更有捞大钱的机会。名义还冠冕堂皇——加速实现现代化，加速地方发展，又能大把捞钱，何乐而不为？搞工程官员能捞钱，当今谁人不知晓？官越大，腐败链条越长，缓冲地带越大，越容易隐蔽，捞再多也不怕。

　　学者分析的几条原因中，除了农民无话语权（实际是无政治权利，政治地位太低）这一条是独立原因外（这涉及到政治体制等深层原因，这里无法展开谈），其它三条似乎都是属于认识问题。那么，改进认识从而改进干部提拔标准和相关管理制度不就可以解决问题吗？请学者和读者都再细想，也会想到恐怕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学者说的几个原因，我看太书生气。第一条说是官员对国情认识不足，这根本站不住，太表面化、太过肤浅。官员们认识不到中国资源紧缺的国情？太小看官员的认知水平了，别说现在的官员学历、学识都不低，比上两代老干部优越得多，就是普通文化学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平占有资源水平很低、土地资源极其宝贵，节约土地、节约资源这是极其普通、甚至可以说是低级的社会认知，官员们会不懂？岂非笑话？如果让官员认真来谈，无论从任何层面谈我国资源短缺的国情问题，任何一个级别的官员都不一定会输给任何一个学者。

　　第二条，说是政绩考核体系的不足。现在的考核体系促使官员们热衷出政绩，而之所以被提拔也是凭政绩。从表面上来说，也许是这样，但是，不要忽视了潜规则——那些看不见的手段和力量。现在干部提拔上去，真的都是凭本事、凭政绩吗？连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这些与日常经济活动不沾边的官位，都能有大把灰色收入，说明什么？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抓出一批买官卖官分子那时起，买官卖官情况是缩小了还是愈演愈烈？现在要想提拔上去，不花大钱行吗？而钱从何来，明摆着，就是搞工程。

　　要认识到，官员们喜欢搞工程，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内驱力，这个内驱力的力量比什么都大。为什么长期以来走不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就是个人利益和部门、集团利益的内驱力。官员们为之奋斗的强大动力，绝不再能与过去共产党员革命者为之奋斗的强大动力同日而语。

　　至于相关的管理制度，人家可以改，也可以不改，官员们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还是政策的制定者。制定政策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反正有没有社会平衡制约力量；如果来了中央制定的政策，那还是老办法——上策下对。

　　这个时代，本是官员们最能发挥聪明才智、最能大有作为、最容易创造利国利民政绩的好时代，可以说比毛时代强得多。有一些官员是一心为公的，创造出利国利民的政绩，以薄熙来为典型，但这样的官员有多少？现在官员们的能力和智商都很高，为什么总是搞出一大堆社会问题来呢？真是缺乏预见性吗？大小官员不是常常出国走走，看了不少的先进发展经验吗？等等，还可以提出不少问题，但都解释不通，这些问题是无法就事论事地表面分析所能解释得了的。

　　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可书生气，看表面说表面，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中国社会潜规则的力量相当大，潜规则相当流行，这一点，官员们比百姓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