缉枪到底有多苦？

　　看完记者递过去的记者证，贵州省铜仁地区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直嘬牙花子。

　　“哎呀，采访缉枪……”他显得很为难，“你应该有我们省厅的介绍信啊！”记者赶忙解释，省厅的宣传处长答应往这儿打电话，而且，记者已采访过省厅治安总队的龚副总队长。

　　“这样啊，”他口气缓和了，“要不是中央媒体，咱们政法系统正规报纸，我们不会接待的。”

　　这句话，在和我简短的会面中他至少重复了5次。后来在松桃县，县委办公室主任重复同样的话也不下三四次。

　　缉枪在贵州特别是在铜仁和松桃是个很敏感的话题，有关部门也对此宁愿一字不谈。

　　“因为敏感，把一个优秀民警名额都废了。”贵州省公安厅宣传处长说。

　　今年公安部开展“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评选活动，贵州全省公安系统就上报了一名，是铜仁地区公安局缉枪支队长何文权。但铜仁地区领导不同意，说是宣传英模也会披露制贩枪情况，对地区有负面影响，不同意上报，生生地把一个名额废了。

　　还好，尽管不太情愿，各级公安机关领导还是同意记者采访，而各基层单位倒是十分欢迎记者。因为，我觉得，他们认为自己一直在尽职尽力，不仅问心无愧，而且成绩显著。

　　“一等功得了1000元奖金”

　　缉枪是件很危险的工作，缉枪队成立两年来，二十几个人有两人重伤，11人轻伤。

　　松桃缉枪大队民警刘小锋，去年做卧底时被枪贩子识破，与枪贩子发生激战，结果在枪战中受伤。子弹从左前胸打入，从左后腰部出来，打穿左肺、左肾、结肠，离心脏只差一公分。小刘命大，挺了过来，伤好后还在缉枪队工作，被评为公安部一等功。

　　“一等功得了1000元奖金。”缉枪大队长刘长生说。

　　缉枪支队的熊毅在一次抓捕中和枪贩子扭打在一起，从高台上摔下，右腿膑骨摔成4块。他也挺了过来，手术后休养了几个月又照常上班。他也荣获一等功，也得了1000元奖金。

　　缉枪支队长何文权立过两个二等功、一个三等功，得过一次全省综治先进称号，还有好几项别的荣誉，一共得了2000元奖金。他的办公室里至今没有电话。

　　“这不算啥。”何文权说：“奖金多少没关系，工作经费多给我们点儿就好了。”

　　何支队念念不忘的是工作经费。

　　民警老朱说，因为出差补助少，到外地出差不敢到街上吃饭，经常在旅馆里泡方便面。外地公安机关请吃饭，他们没钱回请，常常觉得很尴尬。

　　“冬天盯窝点，在雪地里一趴就是一天。”松桃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有一次抓捕，铜仁支队在大雪里步行8个多小时。铜仁地区冬天雪很大，常常深达膝盖。

　　加班对缉枪队几乎是家常便饭。何文权和几个老一点的民警家就在机关院里，可要加班时他们都不回家睡觉，就轮流在办公室的破沙发上睡一会儿。“你回家睡去了，其他同志怎么想？”何支队说。

　　加班时缉枪队员们就吃方便面和盒饭，铜仁支队一年吃盒饭达两万多元，盒饭还都是四五元的。就这样，也得集中到年底才能报销。

　　“全国条件最差的办公室”

　　记者请求下农村看看造枪窝点，松桃县公安局长特批了20公升汽油。

　　“我们平时出任务每次都得领导批油。”缉枪大队长刘长生说：“有时情况紧急就得自己先垫钱。”

　　缉枪大队有上级给的一辆北京吉普，支队也有一辆。今年3月，支队自己又凑钱买了辆最低档的捷达，花了10万多元，可至今没钱上牌照。上牌照要1万多元，支队拿不出来。

　　“上不了牌照就上不了保险，不小心撞了人可就麻烦了，拿什么赔人家？”何支队忧心忡忡地说。

　　松桃县公安局和法院挤在一座小楼里，楼大约是上世纪50年代盖的简易楼，阴暗、潮湿、破旧。据说新的办公楼正在盖，可已经盖了3年了，因为资金跟不上，盖盖停停，成了“胡子工程”。

　　而缉枪大队的办公楼则更没法提。这是一座小木楼，也不知是什么年代盖的。木板黑黢黢的，楼梯一踏上去就吱嘎乱晃，像要散架。一楼算是会议室，装着几排半旧连体椅，是不久前中央五部委缉枪调查组参观缉枪展览时才安装的。二楼是他们的办公室，20多平方米的房间，摆着几张破桌子，几把破椅子、破凳子，屋顶贴着破报纸。一句话，除了破还是破。屋顶透着窟窿，民警们说，下大雨得用好几个盆接水。记者去的时候天已擦黑了，可又矮又黑的屋子里仍像个烤箱，很难想象白天这里是个什么样子。

　　记者不禁脱口说：“这是全国条件最差的办公室！”

　　现在全国各地公检法机关的办公条件都在改善，不少地方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像松桃这样的可以说绝无仅有。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何支队和他的队员们仍然在为缉枪而乐观地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