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谁应为农民工子女同等教育付款？

　　作者：闵良臣

　　从一则新闻谈起

　　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近年来总是成为我国媒体关注的“热点”，成为城市人的“话题”。但奇怪的是，不管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干了多少脏活累活，吃了多少苦遭

　　引发的是什么问题呢？先说瑞安近几年让农民工的孩子在受教育方面在这个城市也享受到了一些“同城待遇”（就眼下我们地方政府和一些城市人的认识和观念，没有，也不可能让农民工的孩子完全与城里人的孩子一样享受“同城待遇”），于是这个城市从教育局长到一些市民就有些受不了了，而之所以受不了，是因为一让农民工子女享受了“同城待遇”，就“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问题还不止是“教室紧张”，还有“很多本地人反对把自家孩子和农民工子女放在一个班”，为此，当地的《瑞安日报》还曾刊发过一篇言论：《有感于不愿意和民工子弟同校》。最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难堪的是，每年开学编班的时候，就有当地人找到学校甚至找到教育局长，反对把自家孩子和农民工子弟放在一个班。而理由是“他们认为农民工子弟生活习惯差，素质低，自家学生和他们一起上课没有出息。” 尽管瑞安市的教育局长跟当地有些人反复讲，说农民工不是外人，是新瑞安人，“我们有这个责任”，然而，好像收效不大。新闻报道中教育局长的一句“为此我没少受大伙儿埋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还是“钱”的问题

　　当然，这还不能说就是“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你看了整篇新闻报道后就会明白：“问题”虽然引发不少，但说到底还是落在一个“钱”字上。

　　开始，因瑞安富裕的财政，收一些在瑞安打工的农民工子女，让他们在受教育方面也享受一些“同城待遇”，似乎是“小菜一碟”，因此也就没有引发“一系列问题”。可一旦因为有更多的农民工涌入这个城市，他们入学的孩子多起来，而当地财政又不愿意为此而相应增加教育上的投资，于是，一切“问题”也就随之而生。正如这个城市的教育局长叶耀国所说：随着越来越多的生源流入，问题就不能不正视，尤其是“现有资源已经日渐饱和，而市财政在未来一段时期给教育大规模投钱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土地更是一天比一天难批。”虽然现在还有老底儿可以吃，但是长此下去如何得了？

　　这样一说，好像农民工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方面也就没有要求享受“同城待遇”的理由了。因为不是城里的学校不让你享受“同城待遇”，也不是城里的教育行政部门不让你享受“同城待遇”，是城市里的财政不让你享受“同城待遇”。可如果你找到城市财政，问他们为何不肯让农民工的孩子享受“同城待遇”时，这财政肯定也会说，你们这些农民工孩子不是城里人，城里也没有你们的户籍，因此你们与城市财政没关系；既然与城里财政没关系，又凭什么理由让你们也享受城市中原本就有限的教育资源呢？你说，如此这般，让在城市里原本就受歧视的农民工还有他们孩子又去找谁？这些不为城市所接受的人们还会往哪儿想，又还敢往哪儿想？似乎谁都不怨——原来是钱不让他们的子女享受“同城待遇”。换句话说，城里的孩子接受教育，就有人出钱；而却没有人出钱让农民工的子女接受教育。

　　中央财政应付款

　　然而，这就让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了。如此说来，农民工子女又与哪儿的财政有关系呢？追根究底，只要承认农民工的孩子是这个国家的小公民，而现在又跟着他们的父母进了城市，那么，在目前国家尚未“理顺”关系之前，应该说，这些可怜的孩子在城市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就应该与中央财政有关系。也就是说，既然允许一部分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也更是为了发展城市，扩大城市，再好听一点，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那么，中央财政对凡是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子女就应当拨出教育“人头费”。这一点钱，应该说中央财政还拿得起——即使有困难，也要想办法。我们不是早就认识到：教育是百年大计吗？只要肯为农民工的孩子受教育着想，办好这种事情简单之极：各城市教育行政部门严格统计在他们那里打工的农民工有多少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然后上报中央财政，中央财政将这项教育经费再按具体数字下拨到各城市，这样，剩下的问题就不重要了。

　　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孩子不出来维护自身利益，作为旁观者，也有理由提出：难道我们还想再牺牲一代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吗？难道我们就是想让农民工在成为城里人的同时，再为城市为国家做一次牺牲吗？

　　没有理由看不起农民亲兄弟

　　眼下城市当然也有困难，就业、教育投资、人口压力等等。但我们绝不能因为眼下有困难就拒绝农民兄弟进城，拒绝接受他们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教育资源。

　　很多城市人内心都清楚，说到底，没有几个人的祖宗就是“城里人”，甚至往上数，有人自己的爷爷辈甚至父辈就是乡下人或说至今也还是乡下人；有的是打自己的父辈才进的城，更有一些人只到自己才成为所谓的城里人。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看不起农民兄弟？不错，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环境中，大多数农民兄弟除了贫穷“第一”，各方面都不如城市里人。但这绝不是他们的过错。甚至不仅不是他们的过错，还恰恰证明着这是以牺牲农民兄弟的很多利益才使得我们的城市建设、发展起来，城里人也才更像个城里人。五十年代梁漱溟一句“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说的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不公或说农民为城市发展牺牲太大了。既然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还能恩将仇报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据统计，1953~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将近9500亿元，占农民净收入的57.5%。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个数字增加到每年都在1000个亿以上，而农民的税费、摊派等负担每年都在4000亿元以上，此外还有约6000多亿的债务被县、乡两级政府用于超前消费。”（见广东省政协主办的2002年第12期《同舟共进》杂志第23页）又另“据统计，城市的人均存款额是农村的10倍，加上其它资产，城市的人均财富是农村的20到30倍”（同上）。我想，这位作者说的还是“人均”，如果“不人均”，百分之十或更多的城里人的存款数额恐怕要是一些农民的成千上万倍吧。

　　同是中国国民，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相差是何等地悬殊啊!

　　农民工子女理应享受同等教育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农民工的孩子应不应该与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教育。

　　只要还有一点理性，我们就不会不明白，且不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户籍二元制，已经对农村人口造成极大的不公。他们凭什么就该待在农村。如果允许自由迁徙（在国际上，自由迁徙也是一种人权，这一点，早就应该与国际接轨），可以说，以农村中一些人的聪明才智，肯定不会终生都在农村“发展”。这且不算，中国农民的贫困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就算在户籍方面实行二元制，几十年来如果不是国家为了发展城市而在制定政策方面对城市作了极大的倾斜，尤其是在工农业产品方面实行的“剪刀差”，即压低农业产品，抬高工业产品，我们的农民兄弟也仍然不可能这样穷这样苦。然而，这一切，对城市人而言，仿佛就是应该的。城市没有“反哺”农村，更没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就是说，我们的农民兄弟为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都算白白做出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即使出现今天这种情形，也仍然是因为国家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步伐，需要大力发展城市，才不得不扩大城市。

　　我们知道，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状况完全‘倒转’过来，即从30％：70％，转换为至少70%：30％。”，而这样做，也就是说“50年内必须年均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三年前告诉人们的。然而，他们进城了，他们来打工了，城市里的有些人对他们非但没有一丝歉意，非但不伸出手来拉农民兄弟一把，反而看不起他们，歧视他们，甚至歧视他们的子女，处处让他们作难。这无论如何，不是城市人的应有态度。

　　笔者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作为城市，应尽城市的力量给他们以帮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特别是作为地方政府，如果真的为了农民工子女也能与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同城待遇着想，就要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力度，并且把对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的教育经费也纳入核算，让城市教育有条件更好地接纳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们。

　　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让农民工成为城里人，让农民工的子女也与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教育，城市，城市里的人，无疑要经受一种“痛苦”。但无论如何，这种痛苦都没有农民成为“城里人”的痛苦大，都没有农民工的子女成为“城市的孩子”的痛苦大。当然，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子女“渴望”有这样一种痛苦。这不能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兄弟，更不应怪他们的子女，谁叫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只有生活在城市里，才活得像个人”的一种社会局面呢？

　　面对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尤其是要面对一些原来没有的这约束那约束，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会有很多不适应。但他们不顾这些陌生和不适应，不顾城里人的白眼，甚至不顾城里有些人对他们的冷嘲热讽，他们要熬过这个阶段，他们要经历一次“蜕变”，而蜕变往往都是痛苦的。既然农民工兄弟，包括他们的子女，为了能生活得好一些，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了中国能实现现代化，对一切痛苦，甚至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都忍了，城里人又还有什么不能包容不能忍耐的呢？我相信，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和他们的孩子，随着生活一天天的改善以及城市的“熏陶”，一定会努力学着城市人的样子，尽快适应城市对他们的要求，少则十几年，多则一代人，他们也就会成为名符其实的城里人。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这么多年，一些乡下孩子通过读书上大学然后到城市工作，不是从“形”到“神”很快就完成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过渡了吗？

　　而况，这次农民兄弟的进城是中国现代化一场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没有不欢迎之理。如果我们不让大多数农村人口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我们这些所谓城里人的生活也就提高不到哪儿去，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永远只是一张蓝图、一句空话。关于这一点，早在三年前，城市竞争力问题专家、《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蓝皮书主编倪鹏飞，当时在接受新浪网采访时说得很好：“城市化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过程。主要指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人口向城市迁移转变的过程，和因此而在社会、经济、制度、政治等各个方面引起的系列变化。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城市化的进程和完成意味着整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人口素质等方面的提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和趋势。”

　　既然谁都不能阻挡“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和趋势”，那么，我们就应该顺应这个趋势，在这个趋势中做一个“促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