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穷死不要“特别费”

　　夜读王了一先生《领薪水》，不禁唏嘘。

　　“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买薪买水……在抗战了7年的今日，薪水两字可真名副其实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三百元的正俸，不够每天买两担水，三千元的各种津贴，不够每天烧十斤炭或二十斤柴，开门七件事，还有六件没有着落。”

　　这篇文章写于八年抗战时期，王先生时任西南联大教授，当是时，国民党为了敛财，趁国难之机大发纸币，通货膨胀十分厉害，使本来过着小康生活的教授们陷入困顿，闻一多先生的“月工资”发下来，只够一家吃十天，其余日子得靠典当衣服与书籍度日，其心良堪悲。王了一先生的感慨自然让众人感同身受，“自从读了领薪水，瞒人流去多少泪，所悲非为俸微事，惟叹国贱良心昧。”

　　西南联大教授的困顿生活一方面是因为国难当头，国家经济枯窘，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腐败所致，轻薄教授所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进行了许多的抗争。1942年5月17日，教授们在《大公报》发表联名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要求当局正视教授们的生存，引起了很大反响，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又派了部分教授到重庆政府请愿，无果而终。但为了压制教授们的怒火，当局依“擒贼先擒王”思路，决定在非常时期对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发给每月300元以上的特别办公费，按照这个划定的政策范围，西南联大大约30人可以享受“政府特别津贴”，有了这些银子，不管怎么样吧，这少数人虽然不能先“富裕”起来，起码是可以先“温饱”一点的了，这是一件“暖人心”的事啊。然而，出乎当局意料的是，这些“大学领导”一个也不买账，西南联大的25位教授领导联名上书不要津贴。这真让当局看不懂，要钱的是他们，不要钱的也是他们。没有骨气的人哪里能理解有骨气的呢？教授们在联名信上说了两点原因，一是当官只是义务，不可另外加薪；二是要发大家一起发，所有教师都要享受：“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且际此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联名上书的教授都是当时及以后声名很大的人物，有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文学系主任罗常培、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理学院院长吴有训……

　　在这里，教授们提出的两个“命题”放诸当下，实难理解，“国家”对行政人员或者说“领导同志”高看一眼厚爱一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应该感恩戴德才是，何况当时的领导是由教授们兼职的，莫说是第二职业吧，莫说是搞特殊化吧，更不用说搞腐败吧，最少也是教授的额外劳动，给予特别办公费，是一桩名正言顺的事。但教授们就是不要。教授治校是清华北大的老传统，我们现在对此还在津津回味，教授们当领导只是教课之外的一种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这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但当时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们搬搬椅子凳子的。”领导就是服务的概念大概是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吧。不想先温饱？不想先富裕？在以谁拿钱多谁就是好汉的今天，这也是难理喻的。不但现在，就是当时之当局也以为这是教授在作秀，在惺惺作态，你不要我霸蛮也要给你！教育部部长陈果夫又下了一纸命令，“仰乃造册请领，并转知应支公费各主管人员。此令。”要“强行”给教授领导发“红包”发“福利”，此令下达后，教授们仍然拒绝，校长梅贻琦也梗脖子：“该等愿本通甘苦之义，虽办公费较薪额加成数稍有增多，仍请不予支领，拟请不支发。”

　　对这一“特别费”风波，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费正清后来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国民党委派陈果夫任教育部部长，给行政人员“送温暖”，“是加紧政治思想控制的一个步骤，它当即引起了北京来的那批开明教育家的不满。”国民党给大学领导们“特别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收买手段，把几个人买了下来，通过这几个人再来驯服其他大众，这是最经济的。砸一笔钱，买通头领，不是一些人的惯用手法吗？捍卫思想自由，是历来士子们教授们生死以之的大事，真正的士子对这个问题是不含糊的。但是，我以为如此理解教授们，虽然立论高，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不能完全解释教授们拒绝“特别费”的真诚。事实上是，教授们不是不要钱，他们对“特别费”，只是要“费”，不要“特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以领导身份“带头致富”，对他们而言，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他们想的是大家一起温饱一起致富。

　　同样是教授，同样是教书，他们觉得没有理由“先致富”。他们当时的思想确实如此。五十年代，北京一些大学的知名教授也曾经有过“不要钱”的“神话传说”，当时教授们的工资超出了一般劳动者，他们觉得很不安，于是联名向中央写信，说是中国的经济目前不很发达，我们当与国家同甘苦，同时，农民是一种劳动，工人是一种劳动，教授的劳动只是与工人农民分工不同，他们的劳动报酬高出许多，实在“不好意思”，因此主动请求中央给他们减薪。五十年代教授们的这种举动，也许没有其他过深的含义，他们有的只是真诚只是真心，是对大同社会的忘我期盼。

　　现在若来“反思”，这是“平均主义”的“落后观念”，还是“不愿独享”的“先进品质”？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先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给我们的“精神拷问”，对教授们来说，是先天下之富而富，还是先天下之穷而穷？国民党给教授们以“特别费”，大概也是国民党给教授们出的一个“道德试题”。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动辄把这样的命题摆到教授面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我们的观念必须与时俱进，但是这种观念的进步似乎也不可完全割断教授们士子们的“良心血脉”。现在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多次扬言：经济学家不必为大众发言。这话听来寒心。许多学者为弄钱，不择手段，这些事听来，也是寒心。前不久，看到了两则新闻，一则是：某大学聘请教授，开出了十分诱人的条件，年薪200万元，外加安家费若干，还给住房一套，这说明当前教授们的要价是越来越高了，不怕超出同人了，这或许不足非议，但与另一新闻当“套餐”来读，却让人有点异样的感觉，另则新闻是新华社的报道：今年高考结束，太谷一中陈力考分600多分，这是一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可是他的父亲服毒自杀，原因是他不堪承受每年10000多元的学费而走上绝路，新华社报道说，类似事例已经发生了许多起。我不知道，教授200多万的年薪，其中有多少是“陈力”们的父亲负担？教授的工资显然不全是学生的学费，但其中肯定有学生的学费，200多万年薪要多少学费呢？每所大学，教授成千上万，他们的开支都从哪里来？

　　好像是孟德斯鸠说过：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一种耻辱。对这话知识分子不会服气，“搞原子弹”的不先富，难道还要“卖茶叶蛋”的先富？如果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耻辱，那么让“卖茶叶蛋”的先富就是全社会的耻辱。确实，全社会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应当说，现在知识分子应该是受到尊重了的，年薪200多万，不能不说是高度尊重，起码不是“低度”尊重。现在的尴尬是：社会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值不值得尊重了呢？孟先生说这话，我想肯定是站在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这个基础上来立论的，当一个社会很多人还在为基本生存奔命，还有一些人在为每年几千上万的学费而不堪忍受的时候，“社会良心”应该有自己的“良心发现”，这也不是过高要求。一味追求高高在上的生活也确实不见得是太荣耀的事情。

　　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一种耻辱，这是孟先生对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期盼，而现在，有多少知识分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刘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