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跳蚤：高校互挖墙脚挖出的怪胎

　　关于教育市场化问题，人们争吵得好像有些疲惫了。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气力充足的人们转而瞄准教育人才的市场化问题。讨论了几句，便发现这个隐藏得很深的问题居然是个大问题。于是，“高薪跳蚤”的清静时光玩到了头。“高校校长质疑百万年薪聘教授，建议清退‘高薪跳蚤’”（《东方早报》7月18日）的新闻，便是众校长给那些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知名教授们上的一节示威课。

　　“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背影走得还不算远。也就在十来年之前，我在阅读报刊时，经常看到面容瘦削戴着黑框眼镜的教授面孔，觉得很有学究味，我知道这种学究味来自于“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清贫生活。但一转眼，便听说许多教授年薪达到百万甚至超过百万了，仿佛一下子就有了种换了人间的感觉。这时候再从报刊上寻找教授，发现差不多都有了肥胖的老板派头。相比之下，那些卖茶叶蛋的人们则消瘦了不少。当然，拿教授与卖茶叶蛋的小贩相比，是知识贬值时代的黑色幽默，不宜老调重弹。但是，今天我们在肯定知识分子价值的时候，有些人喜欢顺着杆儿往上爬，认为教授拿上百万年薪是物有所值。名人名言说，知识是无价的，照这个道理，每一位科学家、文学家，甚至中小学及幼儿园老师，他们的年薪都应当超过百万，拿个上千万上亿元也不在话下。

　　国人喜欢拿国际惯例来说事儿，提到国际惯例，又喜欢拿美国来说事儿。如果拿百万年薪（炒更的收益除外）的教授待遇来讲，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不但超越了国际惯例，而且已经“赶英超美”了。世界上教授待遇最好的地区，既非英美，也非欧洲，而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教授平均年薪基本都在10万美元以上。美国则要按学校与专业来划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教授都在10万美元以下，拿两三万美元的教授则比卖茶叶蛋者还要多。

　　按照汇率与各国购买力，中国的百万年薪显然是个天文数字。但我们的一些知名教授还不满足，中外校长论坛上的众多中国校长就说了：今天这个高校年薪100万元聘请了一位教授，明天另一个学校开价150万元，这位教授便立即奔价高的那家而去。这个问题所带的后果显然是严重的。例如西部某高校一位学科带头人被挖走，那么这个学科就会受到重创。薪金的不平衡，还会带来学校间的恶性竞争以及名教授的敲诈情结，那么，最终的受害者显然是学生和教育本身。

　　周怀北教授是武汉大学通过全球公开招聘而任命的国际软件学院院长，武大给他开的年薪是100万，但周教授婉拒了，仅领取每月1万元的津贴。周教授的理由很简单：科研、教学团队精神很重要，高额年薪对开展工作不方便，我拿了超过别人10倍的工资，但干不出高出别人10倍左右的成绩，又怎么调动其他同事的积极性？

　　周教授提出的学术精神很重要，但这恰恰是国内许多大学所缺乏的。大学没有学术精神，而教授间的薪金鸿沟却被划得越来越大，那么，教授们产生“老板”式追求就在所难免了。

　　当高校们意识到上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时，却不愿意思考“高薪跳蚤”正是自己孕育出来的怪胎，甚至有些高校还试图继续孕育这种怪胎。 中国企业一向被认为缺乏创造力，但老板们挖墙脚的功夫则是无师自通。这种情况在大学表现得同样明显。“美国加州圣塔巴巴拉大学8年引进人才中，有5位获得诺贝尔奖，国内众校长纷纷向该校杨祖佑校长取经”（《新闻晚报》7月17日），也是此次中外校长论坛中的一景。当国内高校校长在分析复制圣塔巴巴拉成功经验的可行性时，却遭到了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校长安东尼奥·诺沃阿的嘲讽与不屑：“一心制造诺贝尔奖人才是件可笑的事。”能不可笑吗？一所大学不殚精竭虑培养卓越人才，而挖空心思试图通过高薪挖墙脚这种缺德的方式来充实自己的门面，难道不是一种不思进取、不劳而获行为吗？这样的学校是否适合教书育人，也是值得怀疑的。

　　即便是圣塔巴巴拉，他们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引进之后培养出来的。国内当前这种浮躁的功利思想与学术环境，就算今天引进了人才，没准明天就跑了。历史作证，铁打的营盘与流水的兵，永远都是糟糕透顶的营盘和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