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媒体对黄静案的影响并无不妥

　　案发41个月后，曾被认为“中国网络第一案”的女教师黄静裸死案，于2006年7月10日终于在湖南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宣判：被告人姜俊无罪。（五次尸检六次死亡鉴定网络第一大案“黄静裸死案”今日宣判，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王雷。）

　　黄静案因高度公众关注而成为“中国网络第一大案”。在此案中媒体的作用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是当事人双方都充分利用了网络媒体，案件进展、自己掌握的案件信息、个人

　　可是，面对媒体对司法的监督，著名法学家葛洪义在黄静案裁判后就指责网民说：“若不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声讨，这个案件不会如此旷日持久，不会如此反反复复。”“我们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言论、自己发表的他人的言论承担起责任。”（葛洪义法庭必须被尊重，来源：广州日报。）这一番言论貌视正确，实则是混淆是非的：是在审判独立的名义之下，要求媒体放弃舆论监督的权利。

　　有人把黄静案说成是中国的辛普森案，其实黄静案与美国名案中最可比的应当是科比案。2003年7月2日，一名19岁女子向美国科罗拉多州鹰县警方报案，称6月30日凌晨受到NBA著名球员科比的性侵犯。24岁的科比7月4日向警方自首并被保释。案发当地的一个成人BBS贴出了两张这个女子在啦啦队中的照片。随即，全美的体育聊天室和BBS充斥着关于科比性骚扰一案的讨论，受害女孩子的姓名、照片、E-mail地址和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都被公开。8月7日，科比性搔扰案在科罗拉多州法庭首次庭审。摄像机和照相机将被允许进入法庭全程拍摄。此前科比的律师们一直要求法官在8月6日的科比案听证会上禁用摄录像设备，声称使用摄录像设备会影响案件的公平审判，但负责科比案的鹰县法官弗雷德里克·加内特却拒绝了科比律师们的请求。被告人最终也被宣告无罪。

　　在中国，有很多学者强调司法与媒体的关系是复杂的关系，其实，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又是一种简单的关系，即媒体监督司法的过程中应当享受普通公民待遇。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言论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最新近的网络。因此，象普通公民一样，媒体可以对司法情况进行传播和评论。《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第一条就指出：“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包括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

　　司法对媒体没有多于普通公民的特别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当然要接受媒体的影响，因为媒体表达的民众激情容易情绪化，使司法不能理性地进行裁判。一是通过英美法系国家的“封闭陪审团”、大陆法系国家的集中审理制度来实现，二是通过陪审团挑选防止受到媒体影响的陪审员进入陪审团，三是通过某些特定程序和案件情况不向社会公开及对媒体录音录像的一些特殊措施的限制来实现。但是即使是这样的限制，越来越多的法院也在对其突破，辛普森案和科比的全程直播，就已经突破了这些界限。另外，在当事人认为确实形成了所谓媒体审判时，可以要求宣告原审无效、重新审理。这样看起来不如当时就封杀媒体更有效率，但是却保护了言论自由。这些才是真正的防止“媒体审判”的适当措施。

　　黄静案的“旷日持久”，“反反复复”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自认为是“被害人”的人心理上满足，每一个公民都有对自己怀疑的案件向国家求真相的权利；而对广大网友和民众和媒体来说，对一起争议很大的案件，自然有知情权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他们何错之有？而被告人姜俊武被关押，并非媒体审判的结果，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公民应当有要求保释的权利：被告人在定罪之前，不关押而进行保释是常态，关押则是例外，他被关押是我国保释制度不健全的结果。至于有人会说“即使没有被关押，姜俊武也因为媒体的评论导致了陷入了案件的旋涡，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对此又怎么看待呢？其实，在进入天堂式的理想社会之前，一个公民，当自己不幸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接受国家的调查，这种诉讼的负担，是公民的义务和给自认为是被害人的人的必要的交代，是他应当付出的代价。

　　法院必须被尊重，但尊重的方式应当是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院判决。那种认为媒体和民众不能不能自由发表对案件的评论的看法显然是只看到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言论自由权、公众知情权的特别重要性；也忽略了民众和媒体以适当手段参与调查案件、自由评论案件对司法权威提升的意义。当今中国有很多人对待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认识停留在类似于当年指责“律师为犯人说话”的程度。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清醒认识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已经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