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璠
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有两点引起媒体的关注。一是北京竞争力全国第一；二是七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边缘。《北京青年报》7月16日就此展开讨论，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就此现象进行了评论。北青网当天也就此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网上调查。有关的报道还称，据上海科学院最近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的五十三四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近20岁。
知识分子面临压力是事实，尽管面临压力不仅仅是知识分子。重视和爱护、关心知识分子，适当减轻其工作压力，呼吁他们注意身体、加强锻炼、劳逸结合都是必要的。但是，在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时，一定要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指导和处理，防止以偏概全，防止误判和误导。有关的知识和常识，使人很难不对这些结论产生怀疑。
首先，关于知识分子的准确定义是什么？是按受教育年限，还是按学历，还是按技术职称？按照不同的标志判断，具体的界限在哪儿？做为一个没有准确边界的概念，按受教育年限、学历或技术职称确定的群体，只能代表一个特定的群体，如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博士或硕士等等，而不能冠之以“中国知识分子”或“北京知识分子”的称谓。我们并没有看到调查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如果有，应该随报告广而告之。而且这个定义只能作为此次调查的口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和可比性，也不能推而广之。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社科院的报告，还是上海科学院的调查，一共抽取了多少样本？这显然不是一种全面调查，因为我和我周围的许多硕士以上学历、高级职称的人员都没有接受过调查。如果是抽样调查，总体的规模、样本的总量、样本量占总体的比重，都需要认真地把握和精确地测算。总体规模越大，抽样的必要性也越大，样本量也应该越大；总体不变，样本的比例越大，代表性也越大。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如果要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全国各地抽取样本，且样本量至少数以百万计。
今年早些时候，媒体曾先后公布过两个不同版本的所谓知识分子寿命调查。一个是对中关村8个单位的134名在职死亡知识分子的调查，得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比普通人少活10年”的结论，但是“漏掉了大量退休知识分子”；另一个对中关村3000多名退休和在职知识分子的调查得出结论，“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比普通人多8岁”。两个调查结果相差悬殊，但都是把中关村的少部分人放大到了全国。针对一个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数千万人乃至数以亿计人的群体，一个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几百人或几千人的群体，都是一个微量元素。这种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严格按抽样原理设计方案并实施调查，只能是一种典型调查，而典型调查不具有推算总体的功能。
所以，如果不知道蓝皮书或上海社科院的调查方法、调查所抽取的样本量及其分布，我们就有理由质疑结论的科学性。因为全面的人口普查和人口繁衍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把13亿人口或1500万人口做为一个总体，以受教育程度为标志分组的各个群体，都不可能比总体水平“少活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