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门”事件联想

　　我想，如果将意大利发生的“电话门”事件搬上银幕一定能够获得非凡的票房收入。闭着眼想一想：以世界杯作为事件的背景，电影一开场便不断闪回世界杯比赛中凌空射门和飞身扑救的精彩画面，同时不断切入与足球完全不相干的画面：被高档汽车遮挡的半个身影、接听电话的神秘人物、进出豪华酒店的达官贵人。在一阵快门的咔嚓声中，有节奏地打出字母———“电话门”，导演：斯皮尔伯格；领衔主演：拉塞尔·克罗(罗马地方检察官)，朱莉娅·罗伯茨(某足球报记者)，友情出演：莫吉，……。尤文图斯俱乐部老板莫吉完全不用

　　轰动世界的意大利“电话门”事件现在有了初步的结果：7月15日意大利足协公布了体育法庭的初审裁决，尤文图斯俱乐部降入乙级联赛，下赛季先扣除30分，……。虽然有球迷抗议、俱乐部喊冤，但裁决已经作出，上诉期间只有三天。意大利电话门事件披露以后，国人也有说道，足球丑闻西方也有，不独中国，似乎我们的足球黑幕也不算啥。但我们可以看一看，尽管意大利也有足球黑幕，但处理的方式却不一样，相信处理的效果也会不一样。在涉嫌操纵足球比赛的电话被揭露之后，意大利地方检察官介入此事，并进行了调查，随后由法律界资深法官组成特别体育法庭(sportstribunal)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并最终作出裁决。回想一下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情景，同样怀疑有足球黑幕、有黑哨、有运动员参与赌球、有行贿受贿金钱交易，但司法却没有能够真正介入，没有能够像意大利那样开展如此独立和广泛的司法调查和司法裁决。我们必然要问，我们何以不能实施司法介入呢？

　　认真思考一下，不同的处理方式其实透视和反映了不同的理念和体制问题。虽然意大利的体育法庭并不是通常的法庭———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法庭，只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法庭，但它首先是中立的，具有独立的司法裁决权。

　　由一个独立的、中立的裁决机构来审理裁决纠纷，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直接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理念———司法中立，最终判断是否违法的机构只能是中立和独立的。反观国内的情形，处理和调查足球黑幕的是管理机关，管理机关当然要管，但问题在于当管理机关的人员与此也有干系时，这种处理就有可能难以实现其公正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当然是有关系的，不能忘记管理者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它会顾及自己以及其他，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管理部门也是“游戏”的参与者，这就导致其难以下手，“自我手术”，这就要求在问题不能内部解决时应通过司法最终解决。

　　不只是体育管理部门，其实在我国的机关单位、学校、企业也都是相对一个个独立封闭的圈子，该圈子内部发生的违法事件往往在内部便得以“消化”，司法介入需要所在单位的同意和配合，凸现了中国作为单位社会封闭自守的一面。《体育法》关于弄虚作假的处罚也只是授权由体育社会团体处理(第49条)，司法不能介入。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没有一个直接行使管理权的政府体育管理部门，意大利足协是一个民间自治机构，这样的管理体制在遭遇黑幕丑闻时，也就需要司法介入。我国的足协实际上是一个官方机构，其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处理黑幕丑闻也是封闭的处理方式，其结果有可能越抹越黑，越遮越现丑。另一方面，在没有真正实现审判独立的情况下，由于体育管理和司法管理一体化的基本架构，司法机构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体育领域中的法律事件予以调查和裁决。我国股市也有类似情形，若干年前股市中的各种违法虽早已有之，股市操纵屡见不鲜，但却没有司法介入，只有等到高层发话之后，司法才得以介入，一批上市公司高管方才落马入狱，这正是传统体制的特点。

　　当然，与股市司法介入尚有些不同，股市的法律规则已经存在，法律责任较为明确，司法裁决有其判断的实体法依据，相比之下，在体育领域确存在着实体法方面的缺失。操纵股市是违法的，但操纵体育比赛是否违法呢？在这一点上，刑法似乎没有明确规定。体育法中仅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应当按照章程给予处罚(第49条前段)。如果操纵比赛违法，那么具体要件是什么呢？应该给予何种制裁呢？这些都需要加以规定，至少应当规定一个原则。体育比赛有其特殊性，需要适用体育比赛的有关规则，因此组成一个特殊的体育法庭进行审理和裁决的做法有借鉴意义。这里又涉及一个程序问题：体育法庭由谁召集组成、法官由哪些人构成，如何产生？审理程序、裁决不服程序等等都需要加以规定。体育比赛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游戏，但又不是游戏，涉及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利害关系，是有规则的，严肃的秩序行为，违反规则其后果有时是相当严重的。体育比赛将继续，体育比赛中也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违法事件，如何处理，司法如何介入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