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清贵州七百进士》之后，思纯先生又推出了最新力作《明清贵州六千举人》。我奉命对该书稿进行审读，通览全书之后，深深被那些有血有肉的明清贵州先贤的事迹和壮举吸摄住了，震撼感慨之余，眼中有些湿润。作为本书的第一读者，发现本书文辞之流畅，内容之丰富，持论之公允，史料之翔实，视野之广阔，较之其姊妹篇《明清贵州七百进士》更上一层楼。
自古以来，贵州与中原关山阻隔，交流甚少，因此被视为“蛮天僰雨，鸟道蚕丛”的“天末”边邑。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有“播州(指今遵义市)非人所居”(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之叹；清初戏剧家孔尚任亦认为“黔阳(贵州)无人才”可言，是文化沙漠。然而据史籍所载，明、清之际，贵州文化勃兴，英才辈出，在华夏的科举场上书写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辉煌壮举，被人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中原大省)”。清康熙年间的贵州巡抚田雯认为，贵州人才之兴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其在《黔书》中曾这么写道：“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磊落峻拔，雄直清刚之气，一钟而为巨人。”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偏见与误解往往视贵州为畏途，“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贵州与贬谪流放地无异。近年来，虽然政府加强了对爱我贵州的宣传，多半出于创建旅游大省的需要，把宣传力度放在介绍贵州山美水美与民族风情上，这是一个良好开端，但仅此不足以打消世人的误解与偏见。我认为不可忽略贵州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及先贤们的奋斗精神和人格魅力，宣传力度似有必要加大。
为了消除世人对贵州的偏见和误解，先生以浓浓的贵州情愫，以及对历史文化高度的负责感，在名师陈福桐老先生的指导下，从明清贵州六千举人中，精选出于国于民于地方文教有重大贡献的几十位先贤，将他们的奋斗历程、人格魅力、民族情操、嘉言懿行及清正廉洁的风范诉诸笔端，以丰满的形象和生动的语言，精辟公允的持论，翔实丰富的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这些先贤树碑立传，书写春秋。
《明清贵州六千举人》的大看点，一是作者把目光投向科举功名一般的举人身上，投向那些命运不济，不能金榜题名却不自卑、不气馁的非常人，着力撰写他们从阴影中走出，从失意中奋起，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书写自己的新人生，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国运的舵手、民命的屏障及文化的传承者。在这些人中，有明末被誉为“南天一柱”的抗清英烈何腾蛟，有“诗书画三绝”的抗清才人杨文骢，有载誉文坛的“天末诗人”谢三秀，有其人其诗似屈原、杜甫的清初诗人吴中蕃，有文武兼资的“黔中三奇男”李世杰、刘清、杨芳，有沙滩文化的领军人物“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及晚清桐城派散文大家、外交家黎庶昌，有贵州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刘显世、任可澄……从他们的生平事迹中，读者不难发现他们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二是作者继承司马迁的史学传统。为了不使人物履历化、概念化，索然无味，作者注重选取典型人物，截取其人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与生活片段，以及最能凸现其个性人格的典型细节，着意刻画，使人物血肉丰满，跃然纸上。如清兵扣押了何腾蛟家人四十余口，以此为人质，企图胁迫何腾蛟投降，何腾蛟不为所迫，在回复清廷的信中，义正词严地写道：“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夫为忠臣，妇为节妇，死亦何惧！”表现其为明廷不惜毁家殒身的千秋气节的高尚情怀。又如清代同治年间时任四川总督的“中兴名臣”丁宝桢，一生为国为民，廉洁刚正，其病逝成都时“身后一棺萧然，(家人)不能自给”，“家属不能举火，成都府供食数月……”堂堂封疆大臣，手握四川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本可富敌郡国，然而家境如此贫寒。这在贪污腐化成风的清末官场真是天大新闻，令人肃然起敬。无怪乎李鸿章称其“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正是丁宝桢“清操”榜样及平时教诲，其子丁体常一生“乌敢有累先人清节”，从而使其一生清正廉洁，爱民恤民，成为一代廉吏。这种人格精神，深深值得后人学习。三是本书成规模地彰显明清贵州人才的整体状况。过去的一些文史著作，虽不时见诸报纸和刊物或图书中，但大多是零散、单个介绍贵州人才，给人见事不见人或见人不见事之感。这些贵州人才，寥若晨星，光芒暗淡，聚不起光束，无更深的影响。《明清贵州六千举人》则不同，它将明清贵州人才整合在一起，如同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排成方阵，敲击军鼓，向读者迎面走来，多有气势，多么壮观，不得不令世人惊叹，“原来贵州还有这么多人才”，其过去的误解和偏见会因此而随之消除。贵州学者刘学洙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明清贵州六千举人》比那些分散单个地介绍人物的文史作品更具全面性和科学性，是一本“黔中人才大观”，它“荟萃贵州六百年人才全貌，填补了贵州人才史的重要方面，这是一项深化贵州省情认识”，发扬贵州历史文化的“开创性工作”，是一部“有血有肉的力作”。四是本书内容精彩，文笔流畅，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知识性、可读性、观赏性兼具，不失为一部知古鉴今的好读物。作者：陈克贤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