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谋杀”导致性别失衡

　　女性观察

　　王宏维

　　在7月11日“世界人口日”，广东省公布了2005年的新生儿性别比为119.7:100。这与三年前高居全国榜首的130:100相比，已有明显下降，但仍属国内新生儿性别比偏差最高、

　　新生儿性别比出现持续偏差肯定不是好事。

　　然而，在男权中心主义话语还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体上，对这一偏差担忧的表达，几乎集中于计算今后几十年将有多少男“老广”到了婚育年龄找不着老婆，甚至还有专家、学者以戏谑的口吻探讨和预测，届时从“外国”、“外省”引进的新娘将“迅速增多”。如此这般，“老广”们似乎可能将有更多机会体验到“外国(省)媳妇本地郎”的浪漫婚姻了。

　　这样一来，一个原本十分沉重的问题，竟转变成了“轻松一笑”。在新生婴儿性别比出现偏差的问题上，男性往往只是从自己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的立场来考虑，女人对于他们的作用就是当老婆。女人若减少了，娶老婆的难度自然也就增加了。使人倍感残忍的是，从男性当下所处的优势生存立场出发，他们真的很难想到、或者根本就不会想到，那些尚在母腹中就被检验出是女性的生命、那些未曾出世就遭灭杀的女婴——她们的生命权、生存权受到了怎样的轻蔑和践踏！在媒体上发表高见的男专家和男学者们，也许都具备了足够的幽默感，有化沉重为轻松的能力。但是，什么都可以调侃，请不要去调侃女性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吧。在谈论广东未来可能缺少老婆的时候，也请务必想到，对女性生命的敬畏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缺少对生命的敬畏、甚至肆意践踏生命，是植根于封建传统文化之中的一个毒瘤。

　　深受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父权制等级制度及思想观念的影响，不少地区虐杀、溺死女婴的恶习源远流长。早在先秦，《韩非子·六产》便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说法。明清之际，虐杀、溺死女婴之风更甚。为制止这一恶习蔓延而贻害社会，在清康熙、光绪年间，都曾颁布过禁杀女婴的法令。近代的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曾为此而大声疾呼。而今，虐杀女婴这块毒瘤还未根除，仍在侵蚀着社会和人的思想，并且更借助对B超检查和羊膜穿刺术等现代科技不正当的运用，虐杀行为已无须等待女婴呱呱坠地，一旦检查确定了胎儿性别为女，即可虐杀于母腹之中。此外，据相关统计，在弃婴中女婴的比例也很高，近年还有0－5岁女童死亡率持续偏高等问题。这些都显示，因为、且仅仅只是因为拥有女性性别，就被剥夺生命权和生存权的情况还相当突出。美国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安尼·沃伦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性别谋杀”。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的国家已制定了相关法律，将根据性别偏好、有意鉴定并虐杀胎儿列入刑事犯罪，严加惩治。

　　除中国外，亚洲地区的印度、南韩也是“男婴偏好”突出的国家。女性主义研究关注到，自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来，这些地区因“性别谋杀”导致的性别失衡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就是B超检查和羊膜穿刺术等现代科技被滥用于胎儿性别鉴定。为此，印、韩两国已通过立法，把违法实施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都纳入了刑法打击范围，以刑事立法确立了一条高压线并产生了巨大威慑力，使新生儿性别比失衡在短期内得到了缓解。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美等经济、科技发达的国家，将这两项技术运用于性别鉴定却一直很不普遍。排除重男轻女的文化因素及不同宗教背景的影响外，是这些地区的人们对运用这两项鉴定技术的后果有更清晰、更理性的认识，即认识到运用B超检查等技术对胎儿是有潜在危险的，除非出于必要的医学原因，非做不可才做。而且，用B超检查等技术进行性别鉴定时也有很高的误差率。特别是在妊娠后期(怀孕第16周以后)，做这两项检验并决定实施流产，危及母亲和婴儿生命的程度可能更高。

　　当然，说到底，对性别鉴定技术运用上的这些差别，反映的还是对生命态度的差异——是呵护、珍惜生命更根本、更重要呢？还是生一个男婴更根本、更重要呢？如果为了生一个男婴，三番五次做B超等检查并将若干女婴流产掉，对母婴的生命安全置若罔闻，这不仅是愚昧的，也是残忍的、非人道的，是以一种反生命、反自然的异化方式来对待生命。所以，探讨和解决新生儿性别比偏高问题时，除必须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法律、政策的实施外，反思对待生命的态度亦是不可缺少的。而在实际中，这恰恰又是我们的人民、包括专家们所缺少的。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