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一位中国校长感叹，“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大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50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说，“我很悲观”。（《中国青年报》7月19日）笔者在阅读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回忆文章时，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自由。如汪曾
祺先生就描写学生在课堂上与名教授互相辩难的的情形。今天的学生有这样的自由吗？
据对北京13所高校的一项调查显示，高校的《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缺乏校内的具体规定，高校《学生宿舍（公寓）管理规定》中最多的词汇是：学生“要、应该、必须、服从、严格遵守、不得、不准、严禁、不允许、禁止”等。而规定学生应当享有自由和权利的条款少之又少。在许多学校的实际行动中，不论是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还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学生依旧被视为教育和管理的对象，还是被塑造和被加工的客体。
现在，许多学校开始逐渐关注学生的个性需要。但是，有多少大学在制定校规时，曾经认真听取过作为管理对象的大学生的意见？
无可否认的是，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人才，与学生享有充分的自由有直接关系。当然，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自由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照搬。但是今天的大学应该学习借鉴西南联大尊重学生自由的传统，就必须改变办学思路，抛弃“幼稚园大学”的管理模式。假如大学的管理者不从更深层次反省这个问题，假如大学生仍然被视为教育或管理的对象，那么培养大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恐怕就只能是海市蜃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