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喜见“法律消费”成农民时尚

　　“有问题找律师，签合同找公证”，浙江慈溪农民称他们的这一选择为“法律消费”。

　　好一个“法律消费”！它的引领时尚，再一次印证了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它所给予我们的惊喜，不亚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因为它演绎了社会“进化”的过程，预示了农村社会已渐渐离开熟人社会而奔向法治社会。

　　《浙江法制报》(7月17日)的报道说，如今，在慈溪农村，农民遇到纠纷、签订协议，乃至行政复议之前，都要寻求律师“把脉”，村里但凡搞工程招标、土地承包流转、闲置房屋租赁等，也都要先请法律顾问来“把关”。同时，还热衷于公证，“当牵涉到土地、房产、借钱甚至是农业设施建设等个人、家庭、集体重大事项时”，都会进城请“公证”，“为自己加一道‘保险’”。他们普遍认为，“法律消费”“解决矛盾纠纷又有效又省力，事情解决后还不太会产生‘后遗症’”。

　　这显然是观念的进步。

　　然而以前，许多人可不是这样想的。那时候，他们相信的是“脚力(势力)”，即所谓的“人多势众”，也就是相信谁的一方喉咙响、拳头多。这是信奉“武治”。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农村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依靠宗族的力量或士绅的威望，要么凭宗族势力的人多力量大，要么靠士绅阶层的面子“讲茶”协调，总之，要么寄希望于“武治”，要么寄希望于“人治”，独独缺少的是“法治”。也就是说，法治的理念，在传统的农村社会是稀缺的，即便在人民社会时期，除了强调阶级斗争外，依靠的还是家族势力或公社、大队的干预，凭的仍然是拳头或嘴巴(“武治”或“人治”)。

　　“法律消费”云云，在那时，还如天空中飘浮的云朵。

　　为什么如今“法律消费”会成时尚？我认为，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苗头。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即便是在农村，所有的人，也都是生活在“单位”或“组织”之中，不要说公事有公家“料理”，就是相当多的私人事务，也由不得自己做主，而所依靠的往往是行政手段。因此，在那个时候，法律确实不太有“用武之地”，“法律服务”自然也就没有“市场需求”。

　　然而，一旦以法制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种体制就自然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秩序原则，而这个能够确立社会秩序的原则，就是法治。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发现人们对法律的需求。这是因为，传统的协调和调解的组织(单位)已日渐松散，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协调和调解的功能，于是，人们发现，法律或者说法治，比起原来行政的或熟人的解决更“有效”更“省力”。

　　从这里，我们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社会“进化”的过程———越来越趋向法治、趋向文明的“进化”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适应这种需求，就是说，我们的政府要能够提供“价廉物美”的“法律服务”，如果“法律消费”变成一种人们特别是农民承受不起的“高消费”，那么，很有可能，人们还是要回到传统，唤回阴魂未散的“武治”和“人治”，比如，现在出现的“医闹”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讨债公司”，就是“消费”不起“法律”而出现的不和谐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