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顶级富豪感到不安全烦恼

　　《南方周末》首次披露中国顶级富豪的精神世界。绝大多数富豪高度重视金钱给自己带来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感”；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也承认金钱给自己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烦恼”。（《中国青年报》7月19日）

　　绝大多数富豪承认金钱给自己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烦恼”，由此有人结合社会“丑富”心理，认为富豪“不安全感”源于资本积累时期的财富不当取得手段，源于“为富

　　是的，我们无法否认部分富豪财富“原罪”给他们带来的“不安全感”，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在于富豪“不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对财富认同度流失的缩影，是各个阶层、群体对财富认同度流失的结果。仅仅因为富豪的财富过多，他们才成了财富“不安全感”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当然，其中我们无法否认体制的因素。

　　所谓的“仇富”心理以及现在的富豪“不安全感”，从本质上说都是财富认同度流失的结果。财富认同是公众对安全感的反映。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认同指数高，实质上反映了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都得到收益，贫富分化的问题被限制在一定合理的范围之内，社会各阶层既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又增加了社会安全感，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认同指数低，表明社会的发展不是和谐的，而是只使一部分社会阶层从改革中受益，其他社会阶层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不安感，认为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会加剧他们的利益受损和感到生存威胁，从而对改革和发展产生排斥感和距离感，对改革的受益者及财富阶层怀疑其致富的合法性，产生仇恨心理，从而会影响社会整合。“仇富”心理和富豪“不安全感”并不仅仅与财富有关，而与社会改革发展有关，与财富认同有关，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笔者以为，不能孤立看待富豪“不安全感”问题。

　　专家认为，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来源于政策体制原因，还有社会的仇富、妒富心理，恰恰证明了财富认同的缺席。财富认同反映了公众对当前财富分配及占有状况的认可和承认的状况，也直接反映了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是否使多数人受益或获得的社会公众的支持率。财富认同是其他社会认同的基础，一切社会观念都着眼于个人利益的合理得失。从深层次上讲，财富认同反映的不仅是对现有分配体制和财富差别的认可的主观感受，同时也是对现有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对改革的主观感受。

　　“鸟为食死，人为财亡”与“得之有道，用之有度”曾在我们社会并行不悖，如今，“会搞钱的不择手段，不会搞钱的萎靡不振，富了的不会安排自己的财富，没富的牢骚满腹混日子”在表明财富观逆向变化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重建对财富的认同度，这是消除富豪和公众“不安全感”的基础和根本。因为崇富是小康社会的主流观念，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崇尚民主和权利的政治文明、法治文明，也需要崇富的经济文明。（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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