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卡拉ＯＫ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将于近日启动，届时，武汉、郑州和青岛三个试点城市将率先在市内的ＫＴＶ建立统一的曲库系统。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任梁钢18日介绍，此举旨在防止不健康歌曲进入ＫＴＶ，并逐步解决唱片业、著作权人和卡拉ＯＫ经营者之间关于著作权的矛盾。
“全国卡拉ＯＫ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的启动，当然值得我们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其
动机，但是此系统的建立其两大初衷却明显属于市场与民众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所以并不非得由政府出面来代劳而不可。
“卡拉ＯＫ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的推行似乎能对著作权起到“彻底”的保护作用，但是应该看到，著作权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保护，比如，卡拉ＯＫ经营者与著作权人属于平等民事关系，所以著作权人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对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政府可以通过严格执法予以查处，更可以通过惩处制、售盗版行为予以源头打击，所以并不必得采取推行“卡拉ＯＫ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的方式而不可。
另外，如果ＫＴＶ播放淫秽色情制品，执法部门可以依法进行打击，但是所谓“不健康歌曲”尽管可能给听歌者以不良心理暗示，却不一定可以被界定为是淫秽色情制品，既然如此，播放“不健康歌曲”就不一定能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这样政府也就不一定甚至不可以采取强制行为，而应当以开导与说服为主。也就是说，“不健康歌曲”并非是严格的法律概念，政府采取强制行动必须慎之又慎，而拒绝将“不健康歌曲”纳入“卡拉ＯＫ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无疑具有强制色彩。
应该意识到的是，尽管不宜提倡，但是既然法律未予明确界定，那么理论上说卡拉ＯＫ经营者拥有播放未被法律禁止播放的任何歌曲的权利，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就可能侵犯商家与消费者的选择权。而且，即便该曲库实行免费接入，但是由于“不健康歌曲”并非法律上的概念，因而人们在一首歌是否是不健康歌曲上会有争议的时候，判断与确定权就掌握在确定曲库曲目的政府工作人员手中，这难免会在进入曲库的歌曲的选择环节产生寻租行为，即可能诱发腐败。
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总是习惯于以一种父爱主义或者说家长主义的态度对待民众，总是认为如果自己不替百姓选择好他们想听的歌曲及其他物品，他们就可能会学坏，就可能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尽管这是出于一种善良的初衷，但是家长主义无疑也是以牺牲被“关爱”者的自由选择，以及消解他们的自治意愿与能力为代价的。在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当中，政府不应当随意介入市场与百姓可以自行调节与解决的领域，否则极易造成对于市场调节能力与民众权利及自由的损伤，所以政府部门应当抛弃“仁爱的独裁”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