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州的两位市民刘明和郭力历时4年起草的民间《公益诉讼法（草案）》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由普通市民起草的法律草案。钦佩两位市民的“满腔热情”。不过，笔者不赞成一些读者的观点——认为“市民起草法律”这一“公共事件”将“加快公益诉讼立法进程”，并引发人们更深层次地思考立法该如何从“为百姓做主”向“让百姓做主”过渡。在笔者看来，“市民起草法律”本身不过是单纯的个体事件，不具公共意义，亦不宜拔高其间的法治意义。
要知道，立法是技术性相当强的工作，要让普通公民独立完成，是缺乏可操作性的。就算真的起草出来了，也是相当粗糙的，加上没有涉及多方利益博弈等原因，并没有多少实际采用价值。也许不少人会认为“意义远非条文本身，而在于群众与立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可试想：群众与立法机关良性互动的方式与平台千万万，若真崇尚非常态且不具榜样意义的“市民起草法律”行为来特别“互动”，是否过于“矫揉造作”？难道常态的互动方式与平台都堵塞了，需要这些非常态的行为来护驾？
当然，这并非在说两位市民的“立法”行为一无是处。“市民起草法律”，我们是否应该把其看成是市民单纯的人生追求与圆梦。其行为与农民要造飞机，与百姓长年养花养鸟等日常行为，并无迥异，无非是兴趣不同罢了——一个人只要在起草法律中找到乐趣、有所知足，这就可以成为他做“起草法律”这“无用功”的足够理由。亦像某个人骑自行车环游神州等非常态行为，值不值得做，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在于个人不同的追求与不同的幸福感。
如果说真有点“公共意义”，那恐怕，要么是当事人有“公益幻觉”，以为自己这样做真的能推动法治进步；要么就是当事人既有“起草法律”这一个体的兴趣追求，又有自我炒作这个爱好；要么就是有关媒体擅于新闻策划，擅于把一个孤立的个体行为与某些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从而挖掘出轰动的新闻价值……但不管怎样，我们总不宜拔高“市民起草法律”的法治意义。
话又说回来，笔者的解读视角也可能属于“剑走偏锋”，但我们总需要摒除某些浮躁的赞扬，以更冷静、更客观的眼睛看问题。事实上，这种冷静与客观也正是当前立法互动最需要的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