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笔者曾以《建金瓶梅公园何来“敏感”？》为题，在本版呼吁某些专家不要忙着对“黄山西溪南村2千万建金瓶梅遗址公园”（《新京报》3月29日）的行为进行批判，并且认为“利用当地特殊的文化遗址来赚钱其实是个不错的主意”，时至今日，笔者的这一观点并未改变。不过，同样是对《金瓶梅》这一金字招牌的运用，“山东阳谷县与临清市争当《金瓶梅》文化区，临清市《金瓶梅》文化城邀游客参演‘捉奸’”（《人民日报》7月19日）的新闻却着实让我大跌眼镜，完全不敢苟同：当地旅游部门让游客扮演奸夫淫妇，以情
色和床帷之事作为噱头，拿无耻当有趣，拿无聊换人民币，脑子真是进了开水。
最近，我一直在品味两句颇有深意的口号，即“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两句口号非常有道理而且颇具指导意义，相比之下，临清市《金瓶梅》文化城“捉奸”节目的“创意”完全可以说是“以卑鄙的手段恶搞人，以下流的情节腐蚀人”，始作俑者品味之低下，心态之龌龊简直令人发指。
据说在这个“捉奸”节目中，“钱多演主角，钱少跑龙套”。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个个交过费用的“西门大官人”穿上戏服，调戏交过费用的“潘金莲”们，然后被同样交过费用的“武大郎”们当场拿获，能有多少令人愉悦、欢笑的喜剧因素。面对当下的现实，即使二奶的队伍正在茁壮成长，网上的裸聊以及网下的裸奔已经蔚然成风，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就绝大多数国人而言，婚外情并非一件正大光明的符合道德标杆的事情。如果因婚外情而大打出手，甚至几乎当场踢死情敌，这绝对算得上一出悲剧抑或闹剧。在这出剧目中，偷情者照例是应该被谴责的，而且应该背负相应的罪恶感，这是国情决定的基本伦理底线，如果连这个底线都难以守住，那么我们关于家庭、婚姻及爱情的讨论将没任何意义。
“捉奸”节目让西门大官人嘻嘻哈哈“还魂”，却让道德惨遭无数闷棍，表面上看来它似乎只是一种恶搞，实际上，却凸显了国人在婚姻等诸多严肃话题上的非典型性滑头与完全退步。我们当然应该宽容恶搞，而且恶搞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并不是坏事，试想，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到《鸟笼山剿匪记》，从综艺节目的怪招迭出到《武林外传》的完全整蛊，恶搞带给我们多少欢乐和笑声啊！不过恶搞虽有趣，但恶搞也应该有度。比如，恶搞《闪闪的红星》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种恶搞挑战的是高尚的革命英雄形象和正义精神，同样的道理，以“捉奸”节目恶搞国人认同的家庭婚姻观念，并在此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通过粗糙的娱乐手段麻醉大众的道德敏感度，模糊淡化甚至降低现有道德的标准也是不能容忍的。
临清市《金瓶梅》文化城终归是一个公开的旅游场所，在这里上演或者举办的任何一个节目都应该得到绝大多数游客的道德认同，完全可以想象的是，绝大多数游客都不会认为“捉奸”是一件既有趣又好玩的事情，相反，它肯定带来了严重的视觉骚扰和心理污染。作为一个耗资巨大规模惊人的文化工程，临清市《金瓶梅》文化城注定会成为当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的首选旅游景点，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扶老携幼的一家人在兴致勃勃地游览文化城时，同时目睹了同样“性致勃勃”的“捉奸”节目，那将是多么尴尬难言的一幕呀！假设不懂事的孩子连连追问何谓“捉奸”，乃至颇有兴致地嚷嚷着要参与这一看似娱乐成分极高的节目，天可怜见，不知道做父母的该如何是好。
我们当然理解“捉奸”节目的出现和相关人士的荷包膨胀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捉奸”节目越火，某些人赚的钱就越多。只是在文化城里做生意还是要讲究一点文化含金量的，如果自己没有文化含金量或者本来就是个文盲，那么至少还有一个办法足以约束诸位不至于在金钱面前丧失理智：每当有新节目推出时，诸位首先应该想想这个节目是否适合自家未成年的孩子参与，或者您老人家是否允许自家未成年的孩子前往观看。如果能有这个程序过滤一下，相信“捉奸”型等无耻节目的上演率会大大降低。至于那些被程序过滤的“保留”节目，诸位完全可以关上家门，在家里尽情玩，这是一个民主开放宽容的社会，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尽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