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今天能进大学吗

　　□徐迅雷

　　正在高校录取新生的关键时刻，“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上海举办，讲台上的几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现行高考制度选拔人才的办法，使用了比较激烈的‘批判性’语言”(7月15日《中国青年报》)。

　　校长们说道，高考招生模式被人为地单一化，“学校还能有多大的空间来自由挑选人才”；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特地带来了四川老乡、科大老校长郭沫若先生读中学的两张成绩单，他笑着说，“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很难考进大学的……”

　　这个消息在网上引起的反响是激烈的，网友跟帖评论很多，然而，其中更多地是对大学校长们的“抨击”。与“有罪推定”一样，对于高校自由自主招生，网友们的第一思维，就是“有腐推定”。大环境里不公正的普遍存在，以及各个领域腐败的蔓延，确实能让人们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

　　好在不少大学校长们脑子还是清醒的，他们有的只与在校大学生比童年，就比出一个优劣高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说自己有一个愉快的童年：逗蛐蛐，养羊，养兔子，养鸡，养狗；而今让他忧虑的是：现在的孩子没有时间玩耍，他们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要规范，学钢琴，学数学，学外语……这样一路到大学，“高校现在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可对学生的规划结果扼杀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可谓一语中的：“我们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被‘格式化’了。治本就是坚决要反对‘格式化’。”比一比“轻松”时刻之后，校长们提出的问题确实很严峻：被格式化的一代怎能创新？

　　高校招生的“格式化”，其实是大学“格式化”的表征之一。大学招生无自主自由，是大学非独立自主的一条支流。大学不仅“格式化”，而且还官场化、政绩化———譬如，毕业生就业率就成了一种考核目标，以致在这个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共识和常识的时候，有的高校规定如果毕业生拿不到就业协议就不发毕业证书！大学对学生的录取与培养，远远谈不上是对“人才”的培养，更别提对“人”的培养了。

　　我们可以把中学时期学习成绩并不那么好的郭沫若看成是“隐性人才”，而我们现在高校“格式化”的招生制度，只能看到高分数的“显性人才”，至于“显性”的是“人才”或者“非人才”那就不管了。现在的“招生之筛”只顾筛子上面的“显性米粒”，而不顾筛子下面是不是还有人才被埋没。今日的“招生之筛”，是典型的“筛眼格式化”，一流名校用最大筛眼筛选，二流三流的筛眼小一点，但都是统一的标准。格式化的另一种名称就是“标准化”：标准化考试、标准化录取、标准化教育、标准化培养，最后出来的是标准化、格式化的“人才”。这样的大学能是“兼容并包”的大学吗？

　　大学为什么叫“‘大’学”？何谓大学之“大”？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主要设计者蔡元培先生说得好，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而现实的情形，大抵是“囊括高分，网罗傻学之学府也”，谁考的分数高，谁擅长于死读书，谁就是胜者。像郭沫若那样有发展潜力的“隐性人才”，是无法被囊括、被网罗的；至于陈寅恪那样没有文凭的大师，若是在今天，别说被大学聘任为教授，就是想读大学也是没门的。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所说的：“现在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惟一标准就是分数，高考录取，都是按成绩一分一分地顺着从高往低排，差一分都不行！”

　　大学，必须是多元化、创造性的大学，必须与“格式化”格格不入。大学从招生到人才培养，需要崭新的制度设计，需要摈弃格式化，而要走向多元化，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今天，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如何进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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