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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陈水扁现象”透视(三之一)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0日16:01 中国台湾网

  陈水扁2000年当选,2004年连任,如果能做满任期,应该是八年,而如今已超过六个年头了。这六年多来,台湾“风不调、雨不顺”,政绩有限,怪事不少,问题成堆,天怒人怨。有些人不得其解,而统称之为“陈水扁现象”。这是不奇怪的。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复杂的。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政治原因,也有非政治原因。总之,陈水扁现象与民进

党现象和政治现象,都是分不开的。本文主要是从陈水扁“政权”的角度来透视目前存在的“陈水扁现象”。

  一、陈水扁“政权”的主要特点

  陈水扁“政权”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陈水扁是作为台湾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的代表人物执政的,而这个党是从民间团体“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发展起来的。从1983年9月,“编联会”的成立,到1986年9月民进党的正式成立,中间不过三年;再从这个党的成立到2000年5月执政,中间也不过十三年半的时间,因而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经过“怀胎十月”的“早产儿”,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至党的宗旨和目标上都是不成熟以至模糊的。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匆忙地成立以至执政,谁也说不清楚,估计那是台湾岛内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体弱多病,难经风雨,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执政以后,短短六年,从唐飞到苏贞昌,先后换了五个“行政院长”,从谢长廷到游锡堃,也换了四任党主席。政党不分,政体不固,政争不断,政风不正,政策多变,事故频出,股市屡跌,社会动荡,民心不安。各种人为事件举其大者有“八掌溪事件”、“高屏桥事件”、“核四停建风波”、“护照更名风波”、“8100亿投资案”、“烽火外交受挫案”、“政策买票大放送”等等,举不胜举,数不胜数。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执政党,不成熟的地区领导人,使台湾人民饱受煎熬和痛苦。

  (二)以“独”为纲,以权为本。民进党的成立,主要是在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独裁,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并没有提出“台独”诉求。但在民进党领导权被少数野心分子所掌控后,其“台独”倾向便愈来愈明显。1987年11月9日,民进党召开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乃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为大会决议;1988年4月17日,民进党第二届党代会第一次临时大会,通过所谓“4·17决议文”,提出在“如果国共片面和谈”等“四个如果”条件下,民进党将“主张台湾独立”;1991年10月12日,民进党召第五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把“台独”主张列入党纲的决议,即主张“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自此民进党即完全误入歧途。1998年12月16日,民进党中央召开“中常会”时,少数委员如游锡堃、沈富雄等,曾提出修改“台独党纲”,但未被会议所接受。1999年5月民进党第八届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虽然放出有取代“台独党纲”之意,但却强调“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任何对此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实际上是比原“台湾党纲”更露骨、更严重的“台独”主张的宣示,后来一直被陈水扁“政权”奉为圭臬。

  “台独党纲”是最大的“私”字。六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它并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更不符合两岸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它只反映和适应了台湾岛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的需要,他们表面上是为台湾人民,实际上是为自己或小集团谋私利。政治上,可以大封“诸侯”,加官晋爵,结派拉帮,揽权自重;经济上,可以分拥“领地”,开创“财路”,收买贿赂,中饱私囊;国际上,可以冒充“国家”,钻营附会,假公借私,捞取好处。

  (三)政治挂帅,经济下滑。执政之前,一切为了夺取。而执政之后,则一切为了保权和固权,大搞政治挂帅和意识形态挂帅。政治主要落实在选举上。一搞起选举,全身是劲,精神焕发,吐沫横飞,什么“两岸牌”、“本土牌”、“悲情牌”、“民意牌”、“民主牌”、“改革牌”,等等,应有尽有,应用得滚瓜烂熟,使对方几无招架之功。然而办起实事来,这也不行,那也不会,敷衍应付,言不由衷。所以,台湾媒体和舆论界广泛流传着一种带贬意的话,说陈水扁是,“选举动物”,“施政无能,选举有方”。亦说是,“律师性格,巧言善辩,不讲诚信,反复无常”。各种各样骗人的政治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然几乎都是不能也无法兑现的。

  至于经济呢,则基本上停留在一些口号上。什么“打造绿色台湾”啦,“活力台湾、速度台湾、优质台湾、魅力台湾”啦,等等。那一样不是空空洞洞的口号。这样那样的“经发会”、“拼经会”、“金融会”、“改革会”、“建设会”,不知开了多少,哪一个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台湾年经济增长率,执政前的1999年为5.32%,2001年降为-2.2%,其后诸年也大部停留在3%──4%左右。一向号称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早已落在“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香港之后。人们说,现在的台湾经济是“四高一低”,即失业率高、债务高、物价高、自杀率高,经济增长率低。2005年全台湾自杀人口达4700人。

  (四)政风不振,弊案连连。由于这个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加上以“独”为纲,以权为本,乃必然用人唯亲,饥不择食,使许多不学无术、缺乏专业和趋炎附势者趁机而入,借机谋取私利。陈水扁身边和周围有所谓“一妻、二秘、三师、四亲家、五总管”之称者,几乎无不涉案。在其执政集团和陈氏家族中,已经被揭露和涉及的弊案有“高铁案”、“高捷案”、“秃鹰案”、“国票案”、“炒股案”、“台开案”、“礼券案”、“二次金改案”、“陈由豪案”、“土地买卖案”、“关说人事案”,等等,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台湾一家报纸不禁感慨地说:“弊案爆得简直像米花一样。民进党很腐败,应已是社会之公论,惟民进党竟腐败至如此头顶生疮,脚底流浓的地步,却仍令人惊愕不置”!(《联合报》)2005年11月5日)。诚然,民众为之愤慨,怒火为之盛燃,使得陈氏“政权”早已处于风雨飘摇和朝不保夕之中。

  中国有句俗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已完全应证在陈氏“政权”中。仅陈妻吴淑珍从涉及的“礼券案”中所捞取的好处就不知其数;陈的女婿赵建铭从股票“内部交易”中所得利益,据报道已达1.2亿元新台币。赵建铭一家包括其父母及兄弟亲属,依仗陈家权势所捞取的经济好处,也在百万、千万新台币以上不等。

  (五)台式“文革”,八大表现。海峡两岸,自古一家,长时间来都是一个“小生产者”社会。台湾虽较大陆稍早地走向工商社会,但仍系一千家万户的个体工商户,没有摆脱其小生产者固有的先天不足的弱点。这一点,在陈水扁夺权和掌权之后的各种“文革”表现中,已得到充分证明。

  主要表现如下:

  (1)如同大陆昔日“红卫兵”一样,在“民主”大旗下夺权。夺权以后,一切以保护所谓“新生政权”为中心;

  (2)如同“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样,一切以“一边一国”论为纲(以“独”为纲)。“族群斗争”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

  (3)如同重视“阶级出身”一样,强调“出生地”,本土出生者天然“爱台”,非本土出生者天然“卖台”;

  (4)蓝绿两大营,相互对垒叫骂,大小山头林立,派仗和口水战不断,“帽子”满天飞;

  (5)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抓革命不促生产”,使台湾经济一年不如一年;

  (6)用人唯亲,山头第一,不重视专业人才,“外行领导内行“;

  (7)政客作风,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台上拉手,台下踢脚。

  (8)保“权”第一,保“位”第一,为保权保位而不惜挑动蓝绿群众互斗。

  总之,陈水扁“政权”似已进入“文革末期”,视民众“反腐”为“夺权”,视蓝营“罢扁”为“复辟”,全力反扑,争扎图存。陈水扁实际上不过是在作“困兽犹斗”而已。(注:这是李家泉为全国台湾研究会、全国台联、台研所八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学朮会写的一篇论文;三之一)

  (责任编辑: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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