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以立法形式出台的《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其最大亮点是对不安全食品实行强制召回。然而，从目前《条例》草案的内容看，执行的约束力并不很强，在如何使“应当召回”成为“必须召回”上，还存在某些堪可消极作为的空间。
“草案”规定，生产者、销售和餐饮服务商发现所经营食品存在不安全隐患，应当停止生产、主动召回。但以时下的经营信誉和市场状况，能自觉执行的不会很多，而且可以
预料，拖延召回甚至不予召回、继续经营的现象，是必然存在的，“草案”对此并没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不主动召回也有其“理由”，常见的是否认“不安全隐患”，监管部门虽然可以责令召回，但其对不安全食品的知情和确认往往是滞后的，到了责令召回时，相当部分食品已流入消费环节。
其次，“草案”规定召回所产生的费用，由相关的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商承担，这也不大合理。销售商和餐饮商对食品的安全鉴定，只能依靠相关的检验报告、包装和标识，而不可能对食品本身进行质检；不安全食品在加害消费者的同时，也会对经营者的信誉造成影响，增加善后工作的负担，因此他们也是受害者。让销售商和餐饮商承担召回费用，可能导致他们为避免召回的支出，而对不安全食品佯作不知、消极对待。
另一方面看，作为不安全食品始作俑者的生产商，其违法的成本被大大减轻了，意味着其违法的责任也被轻判。这不但与法理有悖，客观上也不利于从生产源头上打击伪劣食品。
“食品召回”上升为法律，如何从操作层面上解决强制执行问题，显得至为重要。
贺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