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时评：“贷款买官”现象说明什么

　　庭审中的张改萍神情黯然。 被百姓讥为“官帽批发公司总经理”的陕西省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5年时间卖出27顶官帽，卖价高达106．9万元。27名行贿者中，有两人的做法别具一格：商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兼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刘志善的行贿款是从朋友处借来的，麻街镇党委书记唐康勋的行贿款居然是从信用社贷来的。记者赵雄韬摄

　　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王学江 丁静)被百姓讥为“官帽批发公司总经理”的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时，共收受28人贿赂106.9万元，近日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此案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作为贫困山区的机关干部工资收入较低，买官者为筹措贿款，有的挪借公款，有的则从信用社贷款向张“进贡”。

　　贷款买官，堪称奇闻。收入不高无力靠积蓄行贿，而贷款是要付出不菲利息的，为何会有人宁愿冒着风险，也要贷款去买官呢？这是一些人信奉的“风险投资学”在起作用：在“官帽”市场上，投入越多，产出越大，买官卖官是一种高利润、高回报的买卖。

　　对贷款买官者来说，今天花钱买官，为的是明天能够利用手中职权捞取更多的钱财。所以，靠借贷凑够了贿款的官员们，取得官位后为了早日收回成本，上台后便频频伸手，进行索贿受贿等权力寻租活动。例如，花38万元买下教育局局长一职的陈新智到任一年多，利用调动教师等机会，收受巨额贿赂。贷款买官现象折射出的一些人扭曲的“官”念，令人触目惊心。由此滋生的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污染了社会风气，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贷款买官现象的根源，是好的制度在一些地方走了样、变了形。为了预防和治理用人中的不正之风，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中央早在2002年就颁布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要求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允许个人说了算。但在商州，没有张改萍的同意，所有干部任命都无法上常委会，组织部门不能考察。张改萍自己也在法庭上承认：“我只是表示同意任命，但若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可能通过组织批准并被任命。”个人权威完全凌驾于组织之上，叫人如何再相信规章制度和组织原则？“送了可能还有希望，不送根本不能入围”，在这种潜规则下，贷款买官也就见怪不怪了。

　　贷款买官现象说明，遏制用人腐败，最根本的还是要不折不扣地按照《条例》规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选任干部。为了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防止个人说了算，必须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制度，严禁简化、变通或颠倒程序。进一步扩大干部选任过程中的民主，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对重要干部的任免，一定要做到集体讨论、民主集中，坚决杜绝“一把手”以个人权威取代集体讨论决定的现象。

　　只有树立起制度的绝对权威，一切按制度办事，贷款买官这样的怪事才可能不再重复发生。（完）

　　 惊闻"贷款买官、当官还贷":一日提拔终身为官?

　　被百姓讥为“官帽批发公司总经理”的陕西省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5年时间卖出27顶官帽，卖价高达106．9万元。27名行贿者中，有两人的做法别具一格：商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兼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刘志善的行贿款是从朋友处借来的，麻街镇党委书记唐康勋的行贿款居然是从信用社贷来的。

　　卖官收入属于典型的黑钱，沾满了人性龌龊与利益腥臭。买官的“投入”，大多来路不正，可惜很少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统计分析，从腐败的投入与产出、风险与冒险的关系上求解出那道官场哥德巴赫猜想——古今中外为啥有无数贪官像飞蛾投火一样买官卖官铤而走险？要找答案，且看笔者解剖上述3只腐败麻雀。

　　一个“优秀”法官“买官”案的警示

　　提到“买官”，人们往往会想到那些没有真本事、只靠使银子往上爬的人，而最近因行贿受贿被一审判刑7年的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唐吉凯却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今年42岁的唐吉凯曾被认为是湖南省政法队伍中难得的“学者型”官员，2004年被纪检监察部门采取“双规”措施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担任长沙中院副院长后，他在全国率先推出解决“执行难”的法院执行机构改革。他曾被委以重任，主审了“三湘女巨贪”湖南省建工集团总公司原副总经理蒋艳萍案。作为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他被组织部门选送到国外留学半年，能够娴熟地使用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