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兴衰之鉴

　　编者按

　　“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用！”马汉谈论战争的一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俄罗斯数百年跌宕起伏的国运，是观察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得失最好的标本。有人说，俄罗斯是一个不适应顺境的民族，总是在经过不断拼搏达至巅峰时陡然跌落；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勇于在

　　走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国家安全战略是“协调地发展和运用国力手段以达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在一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借鉴西方经验是俄罗斯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而不顾民族特性一味追随西方又导致其陷入发展的困境。

　　俄国的强大始于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形成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初登皇位的彼得以其敏锐的眼光和罕见的魄力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使俄罗斯从一个偏居一隅的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推动俄罗斯在西方化道路上继续前进，将法国的启蒙思想引入俄罗斯，导致了俄罗斯自己的启蒙运动。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之所以能通过西化改革使俄罗斯走上强国之路，重要原因在于始终保持了俄罗斯的民族特色。俄罗斯每一次成功的西化改革，都是西方因子在东方本体上的一次嫁接，其结果是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其东方性。东方化往往成为西方化的条件，西方化则进一步巩固了东方化。

　　在这方面，叶利钦总统早期“全面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战略选择给俄罗斯带来的困境则是有力的反证。采取对美国搭车依附的战略，一厢情愿地向西方表露心迹；把“休克疗法”作为经济复兴的选项；把单方面抛弃意识形态和嫁接西方的价值观作为最佳安全模式；使俄罗斯陷入了政治经济困境和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迷惘。此后叶利钦在欧洲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争辩中忽左忽右，也使俄罗斯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方向上缺乏了明确的目标。

　　普京总统的西方政策较为务实、灵活。出于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虑，他一度延续了叶利钦后期的外交政策，在反恐与战略稳定等问题上向美国做出了重大妥协与让步。但不同的是，普京的西方政策更多是“以退为进”的战略考虑，追求的是国家利益、综合国力与现实格局之间的一种平衡。因此，普京奉行的欧亚主义安全战略中融入了大西洋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成分，并不时调整各种成分比重。这正是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得以崛起的关键所在。

　　根据国家实力拓展国家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始终把实现大国地位作为其孜孜以求的长期战略目标。历代沙皇频繁发动战争，不断进行领土扩张，积极争夺出海口。沙俄之所以能够通过战争将领土扩张近10倍，原因之一就在于能够根据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灵活及时地调整战略目标。

　　伊凡四世尽管胸怀实现“第三罗马帝国”的梦想，但根据俄国当时的实力，只能凭借地域性蚕食体制按照先东后西、先弱后强的顺序不断向邻近地区扩张。他也曾试图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但受制于有限的国力，并招致西欧强敌的一致抵抗，终于没能实现。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尽管国力有所提升，但每次发动战争总是尽可能避免两线作战，尤其避免两线均对强敌作战。面对北线的瑞典和南线的土耳其两个强敌，彼得运用联盟战略先稳住相对较强的瑞典，集中力量对土作战；随后再以同样方法对付瑞典。一旦他错估形势，便会遭到巨大失败。

　　在苏联后期，决策者们对国际格局、本国国力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缺乏清醒认识，造成了国家战略的错位。长期以来，把准备与资本主义暴力争夺且战而胜之作为最高战略目标。过高的战略目标与有限的战略手段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叶利钦在“亲西方”外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无视俄罗斯实力已被严重削弱的事实，依然以世界大国自居，推行与西方对抗的外交方针。面对波黑冲突、北约东扩、北约入侵科索沃等严重侵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行为，虚弱的国力只能使叶利钦强硬的态度一步步后退，逐渐暴露其底线，并最终陷入战略被动的局面。

　　普京作为一个精明务实的渐进主义者，从现实国家利益出发，量力而行，在策略性让步和妥协换取实际利益。俄罗斯不强调其大国地位，不等于不追求大国地位。普京要做的是恰当充分利用俄的地缘战略优势，以及能源和军事工业等战略性资源，使俄罗斯的大国雄心符合国家实力。换言之，就是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从而提升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最终实现其大国梦想。

　　处理好内部与外部安全的关系

　　国内革命彻底摧毁了沙俄帝国大厦，“八一九”事件则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导火索。这充分表明，决定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的选择，是内部的稳定。仅关心外部安全，而忽视内部因素(经济、人民富裕水平、社会民主化程度)，可能会破坏整个国家安全体系。

　　历代沙皇都把对外进行领土扩张，争取贸易通道和海外市场视为统治者的最高利益，但往往忽视国内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致使国内阶级斗争不断深化。在沙俄军事史上，国内爆发大规模武装起义，每每使政府在国外进行的扩张战争陷入被动。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使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的第一次对土战争陷于内外交困的处境，被迫降低条件与土耳其停战言和。一战时期，俄国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不仅促使沙皇军队在大战中失败，而且从根本上埋葬了沙皇制度本身。

　　苏联领导人也是把与西方阵营争夺势力范围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向，把主要精力用于国际而不是国内经济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陷于贫困当中，国内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苦心追求的国家安全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变得更加脆弱。长期忽视国内民族问题，致使分裂主义势力急剧扩张。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苏联不是被别人打垮的，是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了国家的衰落与解体。”

　　叶利钦时期，“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国内经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国家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由此衍生的国内政治矛盾激化、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和犯罪现象泛滥、武装力量战斗力下降等问题，直接冲击着政权的稳定。在车臣分裂势力日益坐大时，俄政府却一度采取姑息态度，默认了车臣的自主地位和分裂政权，致使车臣危机不断升级，并直接导致了两次车臣战争的爆发。

　　普京执政后，改变了将外交凌驾于内政之上的做法，踏踏实实地解决国内问题，特别是国内安全问题。通过打击金融寡头、控制战略资源逐步恢复国内经济秩序；建立垂直权力体系，加强对地方的领导；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普京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外部威胁的警惕，依然将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卫国家安全、追求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

　　平衡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善从根本上来讲是依靠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力和军事力是综合国力中的一对关键要素，二者对立统一。经济力的提升需要加强国防以提供支撑和保护，军事力量的加强又依靠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保障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沙俄崛起过程中，军事力量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传统延续并影响到了苏联时代。以军事实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思想，促使国民经济高度军事化，从总体上削弱了国家实力，损害了国家的稳定，降低了国家的安全水平，并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推动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顶峰，并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把保障国家安全建立在庞大的军事工业基础之上，片面发展军工企业，导致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高峰时期，国民生产总值近20％被用于军事领域。有人曾形象地将军备竞赛称为国民经济的“吸血鬼”，显然很有道理。

　　叶利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苏联解体之初，基于国家不存在大规模战争威胁的乐观判断，把大幅裁减军队员额，削减国防开支、合并有关军兵种作为军队改革的主要内容。军费严重短缺不仅影响和制约了俄军改革进程，还导致战备程度和作战能力的严重下降。第一次车臣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国家经济的严重滑坡是俄紧缩国防开支的原因之一，但过分削减军事开支显然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策。相反，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有力手段。改变苏联时期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是一项长期任务，在无法迅速提升综合国力的其他指标的情况下，军事实力仍是俄罗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正确运用联盟战略

　　俄罗斯一直将军事联盟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彼得一世借助于同波兰、丹麦和萨克森结成的北方同盟，取得了北方战争的胜利；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建立俄普奥同盟、“塔尔果维茨同盟”，三次肢解了波兰；亚历山大一世则在英法瑞等欧洲大国间巧妙周旋，利用俄法同盟恢复元气并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

　　受传统的影响，苏联时期的集体安全思想具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在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首先保障苏联的安全”成为联盟战略的出发点。在二战前，苏联为建立“东方战线”防御带，先行占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将波罗的海三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占领了芬兰、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同时苏联倡议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便借助英、法等国的力量来遏制德国法西斯的扩张。因英、法两国试图将祸水东引，对德实行绥靖政策，致使苏联的设想落空。苏联只好转求自保，于1938年8月23日与德单独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些做法不仅没有换来和平的外部安全环境，反而在政治军事及道义上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冷战时期，苏联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大搞军备竞赛；另一方面以家长自居，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这种过度追求苏联治下的集体安全的霸道行为，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充满戒心和警惕，使它变得更加孤立。

　　苏联解体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成为国际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建立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成为俄罗斯的迫切需要。在摆脱了立国初期对独联体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之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加紧推进地区军事一体化，构筑以俄罗斯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以抗衡北约东扩和美国对该地区的渗透。与冷战时期不同，独联体集体安全建立在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不干涉内部事务、集体防御等原则基础上。但实力因素和安全需求决定了俄罗斯仍将拥有主导地位，在地区安全总是上起决定作用。

　　国家安全中的地缘因素

　　地理即命运。俄罗斯的安全始终与其独特的地缘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到确保独特的欧亚大国安全，地缘政治思想已渗透到俄罗斯国家政治、军事、外并等各个领域。

　　控制和扩张领土，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这是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安全模式。早期的俄罗斯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保障安全的屏障，就像“没有护栏的婴儿车”，曾多次受到大国的侵略。于是消除不安全感就成了俄罗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途径是拼命向外扩张，最大限度地扩张疆域，把“婴儿车”造得越大越好。

　　沙俄的东征西讨、争夺出海口，苏联的“东方战线”、华约组织，俄联邦的“近邻政策”无不体现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在18世纪到整个20世纪的200年间，俄罗斯有128年在打仗，进行了36场对外战争和4场内战。对领土扩张的过度追求，最终导致俄罗斯背上管理和发展这片辽阔土地的沉重负担，成为军事实力强大而国民经济脆弱的“跛足巨人”。

　　戈尔巴夫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但他认为在消除意识形态的分歧后，俄美两国将会建立起没有阴影的友谊。面对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极为不利的地缘战略环境，叶利钦曾把维护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在融入西方社会的外交政策上。北约东扩打破了俄罗斯浪漫的地缘政治幻想，新欧亚主义作为一支地缘政治流派异军突起，影响着俄对外政策的走向。目前俄罗斯的客观地缘政治需求，是“必须为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得到发展而提供有利条件”。据此，俄罗斯确立了以独联体为优先，以欧洲为重点，东西方并重的外交政策。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不可分割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视为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

　　李抒音

　　图:

　　制图/黄红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