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郑成功想到施琅

　　卞毓方

　　郑成功是巍然挺立了——无论是在官修的史书，还是在体现民意的人心，如今你到厦门、泉州乃至台湾一带旅游，随处都会直面他生命的烙印，诸如寺庙、纪念馆、塑像等等。那天我们去泉州，老远就看到大坪山脊屹立着一位英雄，居高临下，俯视城寰——真是个“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不用导游开口介绍，我已隐约猜测到，那就是近来被炒得沸

　　可是，是否有人设身处地为施琅想一想？不错，施琅是明朝的将领，早年投奔老乡郑芝龙，由士兵而千夫长而副将而游击将军，从最底层干起，一路飙升，可见是很能打仗的。施琅首次降清，不过是奉老东家之命“集体跳槽”，谈不上什么自觉。待到临阵警醒，毅然倒戈，复投于坚持抗战的少东家郑成功。施琅的军事才能，在郑成功旗下得到超水平的发挥，他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就中，以智取金门、厦门一役，最为世人称道。俗话说功高震主，施琅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久而久之，难免与郑成功产生摩擦。及至矛盾激化，郑成功就找了一个碴儿，下令逮捕施氏一门三位虎将:施琅，以及他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施琅不甘束手就擒，途中设计逃脱。郑成功闻讯大怒，索性杀了在押的施父、施弟，并株连其子侄亲属数十人。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人民内部矛盾演化成了敌我矛盾，昔日战友反目成仇。彼时彼刻，假若你是施琅，又该怎么办？历史的复杂在于时空交错，真理的复杂在于多维多元，作为现代人，我们固然无法重新演绎施琅的心电图，但绝对能感受到他的绝望，他的悲愤，以及在绝望中燃烧的希望，在悲愤中升华的悲壮。所谓英雄，就是能够看清时代走势而且勇于打破宿命的枷锁，施琅一定对郑成功彻底失望，对南明小朝廷不再抱任何幻想，所以，他才最终选择“造反有理”，彻底倒向清廷。

　　施琅二度降清，未获重用，在京城坐了多年的冷板凳，这是为他曾经的“动摇、反复”，所必须付出的苦涩代价。只是因为郑氏政权(由郑成功子孙建立)在台湾日益坐大，尤其是施琅再三请缨，矢志复台，终于为他赢来了机会。公元1682年，62岁的施琅率军东征台湾，次年攻克澎湖列岛，全歼郑军主力，迫使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放下武器，拱手而降。

　　施琅刚刚打下澎湖，有人向他建议，说:“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以雪前冤？”施琅回答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这不是表面文章的官话，漂亮话，施琅随后进驻台湾，不仅不杀郑氏一名男丁，不辱郑氏一名妻妾，还亲自写了一篇祭文，拿到郑成功的神庙去烧。祭文说:

　　自同安侯(郑芝龙)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郑成功)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之灵，将帅之方，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但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土，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而已！

　　短短百把字，有褒扬(肯定郑氏父子开辟台湾功绩)，有时势(精忠报国，统一天下)，有怀念(关于两人私谊)，有怅叹(因一件小事而闹成大分裂)，有大体(不把公义和私怨一锅煮)，通情达理，光明磊落，延揽人心，工作做到了家。郑成功地下有知，应该失悔自己当初对施琅一家下手太重了吧。

　　台湾既归，随即又产生“弃”还是“留”的两种主张，两条路线。清廷多数官员，包括康熙皇帝，认为只要肃清郑氏政权的残余势力，就可以班师回朝，不必在台湾设郡置县，派驻军队。施琅身处群议的包围，力挽狂澜，他从国防、物产、民心和外患等方面着手，上疏朝廷，陈说利害，施琅指出:“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乃江浙闽粤之左护。”“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弃之必酿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正是由于施琅的坚持，清廷终于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立台湾府。这是何等的远见！又是何等的殊勋！施琅的这一功劳，比较起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