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国内有多少经济学家?

　　2005年以来，国内经济学界颇为热闹，先是郎咸平先生刮起一股旋风，引发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接下来刘国光先生发表了一篇论文，引发国内关于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向的大讨论；再下来，丁学良先生发表了国内不超过5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引发什么是经济学家，中国到底有多少经济学家的大讨论。在这样一篇短文里，笔者不可能全面评述这些事情，只想就丁学良先生的观点发表一些看法。

　　不管丁学良先生的观点正确与否，他的观点客观上对国内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利的，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国内经济学的研究确实比较浮燥，风气不正。主要表现在：巧取豪夺学生及下属的成果，抄袭剽窃时有发生，课题申报暗箱操作，知识更新不够，等等。面对丁学良先生的指责，国内经济学人确实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提升水平。

　　但是，笔者很难认同丁学良先生关于经济学家标准的定义。以是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作为是否是经济学家的标准是不全面的。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是经济学家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在国外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的学者确实是经济学家，但不能排除没有在国外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的学者就不是经济学家。这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确实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流学派的，而西方是以现代经济学为主流学派的。国外主流刊物很少发表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内容的论文。2）语言本身所起的制约作用。国外主流刊物都是英文的，这客观上限制了国内学者向这些刊物投稿。3）西方主流经济学刊物更为关注西方经济的实践，更为关注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的理论推演，发表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论文。中国经济只是在近年才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足够兴趣，因此，以前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自然就比较少。4）理论指导实践，也来源于实践。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经济的实践上的。但中国确实有中国的国情。中国至少有几点是和西方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口众多，高达13亿人，比现在发达国家的总人数还多。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建立了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了29年（1949-1978），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10多年的时间，现在还处于转轨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西方经济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有很大不同的。脱离实践，脱离国情的任何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5）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功，并非依靠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是靠实事求是的中国政治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取得，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经济学人的智慧。

　　因此，以西方评定经济学家的标准来评定中国经济学家是不可取的。再者，西方经济学的过分形式化和数学化（所谓的科学化）可能正使其偏离社会科学的轨道。数学不再是经济学的工具，而成为其主人，这未必代表经济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国内的经济学人如果以此为目标的话，有可能正被带离一块肥沃的土壤，而被导向一块贫瘠的盐碱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4%，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这为经济学家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笔者坚信，理论源于实践。中国的经济实践决定了中国可以出自己的大经济学家，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最终将形成。中国经济学将是融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学科体系，绝对不能简单地加以排斥，而应该加以吸收）以及中国国情的一套理论体系，它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套经济理论体系。任何没有涵盖到上面三个方面的经济学理论都不可能解释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也无法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和指导未来。

　　任何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不能比较准确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和对未来进行指导的经济学理论，都不是成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同样，一个不能解释中国经济过去、现在，不能指导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学者，不管他在西方经济学刊物上发表了多少论文，笔者认为都不能称为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充其量是一个黑板经济学家。相反，一个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并能比较准确地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能够提出真知灼见，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那怕他不懂英文，哪怕他连读国外研究生的资格都没有，他都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国家需要这样的经济学家。当然，国家更需要既能在国外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又能实事求是地基于中国现实提出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