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媒体权利，让价值体认改变行为习惯

　　社论二条

　　对某些机构和个人来说，新闻媒体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如果有可能，最好避开它。尤其是涉及对己不利的新闻事件，当事人和责任人面对媒体的第一反应，多半是阻止其采访，以便将事件维持在自己可控制的状态。

　　比如7月18日晚，深圳一男童失足落井，破井救人时造成塌方。事关人命，又涉及非法挖井，但是媒体的采访却遭遇了观澜街道办领导的阻拦。还有一些机构，尝试主动管理内部消息的输出，例如广州市卫生局近日要求市属医院接受采访事先报批。

　　不过，对新闻媒体这位不讨人喜欢的朋友，却没多少人愿意直接表达厌恶。或许多数机构和个人都能理解这样的逻辑和价值判断:只有见不得人的事，才害怕被媒体曝光。承认自己不欢迎媒体采访，就等于承认自己窝藏着不体面的秘密。又或许，现代社会的理念，媒体监督的积极意义，经过多年的实践论证，终于获得了舆论上的优势地位和民众的价值认同。这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在理性的层面，接受了媒体监督的合理性、正当性和进步性。阻挠媒体采访，这已经变成一个担当不起的民意问责。

　　所以，街道办书记阻挠记者采访之后，深圳宝安区委一副书记为此公开致歉。所以，面对羊城新闻媒体的普遍质疑，广州市卫生局有关领导对“内部通知”作出了新解释:规定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涉日常报道。并且“绝对没有为媒体采访设置障碍的意思，无论是卫生局还是医院都随时欢迎媒体的采访”。随时欢迎的邀请，听起来非常热情。

　　情况常常就是这样:在表态的时候，人们倾向于承认媒体的权利，甚至表示自己是媒体的朋友，欢迎媒体来采访；在行动的时候，却经常下意识地、习惯性地，想要拒绝媒体、控制信息。前面的话语虽然时有夸张却未必不真诚，因为进步的价值已经在渗透；后面的行动却更加真实，因为它来自日久天长的习惯:习惯了媒体只是自己发布信息的工具，习惯了自己的权力不被监督，习惯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习惯了问题内部解决，习惯了消息不要扩散……

　　沉于下意识层面的行为习惯，与浮在意识层面的价值体认，它们相互冲突。卫生局要求医院新闻报批、街道办领导阻挠记者采访，这两桩事都呈现了这样的冲突。这冲突之时，刚好是价值沉淀的机会。如果能够借此机会，克服旧习惯，用意识支配行为，长此以往，与价值统一的新习惯便可以形成。要想用新价值克服旧习惯，其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新价值不断地重申。然后才可以期待，尊重媒体权益的观念深入人心，最终成为不必争论的价值，成为公众默认的常识，成为指导行为的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市宝安区委的道歉和广州市卫生局的回应，虽然只是言论层面上的表态，却也仍然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