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在近现代史上丧失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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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仿古船“哥德堡”号到达了广州，这将是近期广州的一件盛事。让我们来看看媒体上是怎么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许多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不同，哥德堡号从来没有在中国参与过鸦片贸易！”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国内许多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都使用了这个“特别强调”，而这个“特别强调”的资料来源都是:负责该船项目的瑞典东印

　　但这个“特别强调”与史实相符吗？历史是:成立于1731年的瑞典东印度公司，正是西方众多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始作俑者！1767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实权派大班雅各布·哈尔，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金奈港，向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两个广州大班格历尔和格鲁伯，发送了150多箱鸦片。格鲁伯和格历尔将这许多鸦片偷偷运进广州，并且成功地在广州出手。这是明文记载的。其他没有明确记载的则不知有多少了。我们能知道的是，1767年之前，走私进入广州的鸦片，每年一般都不会超过200箱，主要是由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进行。但在1767年这一年，鸦片走私输入量暴涨，达到1000箱之多。后来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还没有人进行鸦片走私。而格鲁伯和格历尔两人，此后都成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总裁之一(公司的最高领导层为7名总裁)，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人物。

　　在这里，我不能说瑞典人撒了谎。因为哥德堡号的确没有运过鸦片，但这绝不是因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道德高尚，而是得益于它航行三次就沉了。但显而易见的是，SOIC运用了鹿鼎公韦爵爷的说话技巧，把史实说出一部分，又遮住一部分，然后再勾兑一下，成功地蒙蔽了国内众媒体，把瑞典东印度公司打扮成了一只纯洁的小白鸽！

　　应该批评国内众媒体，只是单方面接收SOIC的宣传文案，没有多方求证，仔细调研，从而变成了人家的传声筒。

　　但是，光批评国内媒体也是不公平的，因为笔者所据的史料，主要来源于瑞典学者斯万·歇尔博格研究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经典著作《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香料·茶叶·瓷器·丝绸》。另外，瑞典学者拉格克郎兹的文章《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及瑞典学者法兰斯莫的《东印度公司》一书，也都提到了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笔者所据的史料都来自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史学界对此知之不多。

　　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上，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界的研究显得苍白，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国外同仁。例如，像南京大屠杀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详细的数字我们至今拿不出，更不要说像犹太人那样具体到人名了；像义和团运动中在华的外国人到底死了多少个，数据大多来源于海外；像十七八世纪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影响力如何，国际贸易对清政府的统治影响又如何，国内的研究都不如国外学界。说“近现代史发生在中国，但研究在国外”，并不是一句非常离谱的话。

　　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研究成果是由国内学者作出，还是由国外学者作出，并不是一件什么打紧的事，我们犯不上太狭隘，作痛心疾首状。但是，由于近现代史的研究，其成果涉及到许多现实利益，如对外谈判、索赔、文物追讨等等，我们如果在这上面丧失掉发言权的话，那就有很多不该有的损失会发生。

　　事实上是，有些事已经发生了。例如，“哥德堡”来华，虽然我认为，应当欢迎当代瑞典人，但国内众媒体不应该被西方的韦爵爷蒙蔽，替一个曾经的鸦片贩子公司大打免费广告。

　　(原载7月21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乐毅，本报有删节)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