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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志 “面对面”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3日08:15 海南新闻网-南国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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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段特殊的日子,“非典”横行。晚上,我常守在父母身边看电视。电视画面上,一位记者正在采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院士。同样是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我却从没见过这位叫做王志的记者———厚厚的嘴唇、深深的酒窝,语言犀利、问题深刻。

  2003年11月,父亲得了癌症。“哪个医院有熟人呢?”焦急中,我猛然想到王志。在“非典”期间,他奔跑于各大医院之间,应该和许多医院的人很熟悉。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我是王志。”他的声音听起来轻松快乐。

  “我是朱迅。”憋了半天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说:“有事求你。”

  肿瘤医院的病床极其紧张,就在我焦急地等待的时候,台里通知我11月22日离京,随《正大综艺》摄制组到阿根廷出差20天。带上一万个不放心,我离开病重的父亲,踏上遥远的南美之旅。在王志和家人的努力下,父亲住进肿瘤医院,并定于12月8日开刀,切除结肠内的恶性肿瘤。可我12月11日才能回北京,这让我心急如焚!

  父亲进手术室的前一天晚上,我拨通了父亲的手机。

  “你放心吧。”正在父亲身旁的王志说,“我明天请了假,会在这里守着。”

  他的声音让我感到一些宽慰。

  “让你费心了。”我知道他很忙,但这个时候只能依靠他了。

  我问:“医生护士都嘱咐清楚了吗?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会。”

  “拜托你了!”我哭出了声。

  家总是会给人一种踏实、温暖的感觉。父亲经过癌症切除手术后,明显地消瘦了许多。从肿瘤医院出院才6天,12月29日下午,父亲有点心慌的感觉,我们立即把他送进宣武医院急诊室,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心肌梗塞,生命垂危!”母亲落泪了。

  再一次打电话给王志,我问:“该怎么办?”

  王志说:“我想请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专家赶快来会诊,不知道爸爸在20天内是不是经得起两个大手术?”

  “行,越快越好。”宣武医院院长回答道。

  大夫们立即确定手术方案,等待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我赶紧给王志打电话。他那天一早赶往四川开县的大山里采访,那里刚刚发生井喷伤亡事故。

  “您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山里没信号。我发了条短信息:“父亲病危,速回电。”

  过了一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王志打来的。

  “喂,我刚从山里出来,手机一直没有信号。”他的声音很急说,“我看到你发来的信息,现在爸爸情况怎么样?”

  “还不知道,手术刚刚结束,爸爸下了手术台,宋大夫正守着他呢,我们在等。”我说。

  “好,能下来就过了第一关,知道具体情况后,请马上打电话给我。”他说。

  知道他也有压力———前天晚上,他替我父亲作了转院的决定,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他接着说:“我现在就连夜往成都赶,明天坐第一班飞机回北京。你一定照顾好母亲!”

  2004年1月1日上午,王志风尘仆仆地从开县赶回来了。经过连续的奔波,他看上去很疲惫,胡子拉碴的。他拖着行李箱,从机场直接来到我们落脚的医院宾馆。

  “怎么样了?”他推门进来后问道。

  我正在房里拿着手机等宋大夫的电话。见他进来,像一个走失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我看着他还没说话,就掉下了眼泪。

  “我好怕。”忍了好久的一句话,我终于说出口。

  他走过来,轻轻地拍着我说:“别担心,我回来了。”

  外面响起脚步声,是妈妈和姐姐来了。

  “王志,你回来了。”妈妈见到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一直是一群女人围着父亲哭,现在多了一个“男丁”,大家心里踏实不少。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王志经常过来陪伴。入院的时候,他说是自己的父亲,这个时候也改不了口,一口一个“爸爸”地叫着,以至于有些护士以为他是儿子,我是媳妇。

  一天,我们一起从监护室里走出来,王志轻轻对母亲说:“您能不能找个适当的时候跟爸爸说件事儿?”

  “什么事?”母亲迷惑不解,王志一向说话直率,有什么不能自己说?

  “我希望能请求父母同意,让我来照顾三三一辈子。”

  母亲愣了一下,一起走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现在的请求似乎在情理之中,但在这时候又是意料之外。

  “好的,我尽快和她爸爸商量。”母亲说。

  第二天,母亲就给了答复,说父亲已经在病床上点头同意,条件是委托母亲与王志来一次“面对面”。

  “面对面”是在我家客厅里进行的,时长和节目一样,45分钟。母亲换了一件新衣服,还挺正式的。两个姐姐坐在两旁,茶几上摆了果盘,还泡了一杯清茶,就像电视剧里相亲的样子。王志的脸上带了几分谦恭,衣装笔挺地坐在沙发上。他每次采访前的那几分洞察人心的微笑,仍然挂在嘴角上。我知道,他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作为长辈,母亲先开口说:“三三是我们家的宝贝,从小到大全家人宠着她,怕是被惯坏了。”

  干嘛一来就自我检讨?我开始低头吃果盘里的小核桃,一声不吭。

  还好,王志在为我“平反,”他说:“不是这样,是你们教育得好。三三最大的优点是知道与人相处,在关键事情上从来不顶嘴,很谦让,甚至是忍让,会给别人留面子,对我这样的‘老男人’来说,这点很重要。’”

  “她爸爸这次接连两场大病,多亏你帮忙。”母亲说话有些动情。

  “但我不希望三三因为感激才嫁给我。夫妻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像爸妈走到今天那样,它是一种比血缘还要亲密的关系,它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希望我和三三也有这个缘分。”

  “你的意思呢?”母亲问我。

  我刚刚“干掉”一块西瓜,恋恋不舍地从已经露出缺口的西瓜皮上抬起头,说:“我只要能找到一个这辈子不让我洗碗的老公就行。”

  “那我全包了!”王志连忙说。

  最后,母亲表态说:“我要一个‘永久牌’的女婿,不要‘飞鸽牌’的姑爷,希望你们白头到老。”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王志拉着我,开上“蓝风筝”,来到五棵松附近的结婚登记处。

  “真的去呀?”我半开玩笑说。

  “我要求法律保护!”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办完结婚登记手续,出门一看,外面的阳光依然灿烂。

  等待了这么多年,我以为会惊天动地的终身大事,到头来竟然如此简单。

  (摘自《说出来就过时》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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