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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许多人在走入成人阶段的瞬间都会因同一问题而困惑，即我为什么而活着？经济也一样，它同样需要解决为什么而发展的问题，即经济发展需要遵循什么样的道德伦理。
也许正应了中国的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线性增长模式。在公元元年~公元1000年，世界GDP不仅没有任何 增长，而且还略有下降。而在1500年~1820年间，世界GDP年均增长幅度为0.3%。在这样一种增长情况下，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完全处于自然和环境本身修复的范围之内，人与自然的矛盾并没有显现。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来临，经济开始出现加速度增长，1820年~1950年幅度升为1.3%，1950年之后则达到了4%左右。经济的指数型增长使得自然资源供应与经济规模之间增长模式开始出现了不匹配。这种增长模式的不匹配在初期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粮食短缺、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恶化，终于使得人们意识到了经济的发展能力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范围。所以，工业化引发了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它同时也可能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风险。从目前这种趋势来看，地球46亿年来形成的许多不可再生资源，将有望在不到400年内全部消耗干净。
溯本追源，有专家指出：西方主流宗教的伦理观可能出了问题。他们的证据在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 24节。上帝说“让我们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人吧！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一切牲畜、野兽及爬虫。”这是一种独特的人与自然的宗教伦理关系。正是由于人类被赋予了对自然界统治权，人们无法平等地善待大自然，并导致了对自然与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很显然，当今世界占据主导的经济模式来自西方国家，因而都受到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支配，如果不通过一些方式对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做出适当调整，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似乎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伤害。
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选择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但是，从过去的发展经验看，任何经济模式的成功都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经济伦理基础上。近两年来，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在我国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循环经济伦理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已经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人们发现，在古代的智慧中有不少的道德伦理可资借鉴。比如，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作为佛教大力弘扬和提倡的一个重要理念，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强调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的平等，同时强调人与佛的平等，认为众生皆有佛性，都可成佛。显然，与仅仅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相比，佛教“众生平等”的范畴要宽得多。但是，若用“最平等”来概括，则还是有些名不副实。既然是“众生平等”，则非生物（或者按佛教来说是无情道）必然不在平等之列。事实上，即使动物和植物同为“众生”，其待遇依然不同。中国佛教徒“扫地怕伤蝼蚁命”，提出戒酒肉、不杀生，但并不忌讳砍树木、吃素食。
与之相比，道家的哲学伦理反而要更进一步。老子《道德经》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庄子《齐物论》亦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思想相对佛教的平等而言又是一大拓展。
从表面看，道家的“平等”拓展到了“万物”，已经到了极至。但是，它依然不能够完全满足循环经济在伦理基础上的需求，因为道家的“万物”是指现实存在之“物”，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强调的“国际公平”和“代际公平”。其中，“代际公平”指的是当代人不能够侵害后代人的利益——哪怕是在一万年以后才会出生的那一代人。如此看来，建立循环经济的伦理观恐怕难以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需简单地“复古”一下就可以了。在一些地方，显然还需要我们从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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