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无字碑"事出有因

　　郭志坤作品集日前，在“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召开之际，对武则天“无字碑”的话题又多了起来。不少网友对“无字碑”产生浓烈的兴趣，对于武则天为什么在自己的墓碑上一字不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纵观诸说，主要有三种说法：“夸耀功德”说、“罪孽深重”说、“自知之明”说。果真如此吗？非也。不少史学专家对武则天其人其事早有评说。

　　“夸耀功德”之说，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千载独步，唯我一人”，她自视功绩遍布寰宇，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只能以“无字碑”来夸耀自己，把“无字碑”看作“表功碑”。对此，有不少学者不同意此说。认为武则天是喜表现、好张扬的人，动辄以文字彰现。武则天即位后，大兴土木，借机炫耀自己。公元694年（距其死11年），耗资百亿铸造“天枢”，上刻其功德和颂周贬唐之词及由她亲笔书写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公元695年，又下令铸九州铜鼎和十二生肖，置于通天宫。……那么，晚年的武则天怎么会不想借这块巨碑来为自己歌功颂德呢？况且，武则天比高宗晚死22年，她有足够时间为自己这块石碑筹划碑文一事。

　　难怪有文质疑道：“一个好‘舞文弄墨’的人又怎么会‘弃文不书’呢？不可理喻！若说功德，武则天也没有什么功德可言。”岑仲勉、吕思勉等隋唐史专家就持这种观点。他们据朱熹的《通鉴纲目》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等史籍，认为武则天无功可记，无德可载。“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二十一年实际，无丝毫政绩可记”。还说“武则天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陷人于罪，全凭锻炼；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铸九鼎，构天堂，对国民生计毫无裨益。”（岑仲勉《隋唐史》）吕思勉则在其两卷本《隋唐五代史》中，把武则天说成是“暴君”，说她“使滥刑，任酷吏”，所谓“识人才”也是她拉帮结伙，结党营私而已。尽管无有功德可记载，可武则天时刻借机炫耀自己，而且绝不会使用“无字”之术。

　　“罪孽深重”之说，认为武则天在位时行为荒淫腐朽，国家动荡，又丢失了安西四镇，自知罪孽深重，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有人视此“无字碑”为“悔过碑”。真是如此吗？非也。武则天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从来不认输不言败的女强人，她的性格十分刚强，著名的“驯服烈马”事件足以凸现她那种“马愈强吾则愈强”的豪情。她说一不二，若有逆其意者，严加打击，对反叛者的镇压更是毫不手软。对徐敬业、李冲、李贞等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还把对叛乱者的斩杀以及广泛的株连，都视作“天意”；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始终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视作“顺天之意”，未曾有过“自知罪孽深重”之感。

　　不过，武则天头脑有一点是清楚的，她明白唐宗室与一些大臣对其掌权进而称帝心中不服，怀疑时刻会有人暗算她，于是提倡告密，重用酷吏，结果弄得满朝“盛行依阿”。当时的一些官吏逆来顺受，唯唯诺诺。有一名叫娄师德的宰相，当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时，他告诫其弟说：为了确保自己的荣宠富贵，务必顺受，即使有人“唾汝面”，也得“当笑而受之”（《资治通鉴》卷205）。还有一个叫苏味道的宰相，多年来一直“依阿取容”，不敢得罪于人，办事总是模棱两可，故被人称为“苏模棱”（同上卷206）。对此，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指出：“宰相们逃避政治斗争的态度，正说明武则天时期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一种潜在的敌对力量。”可是，武则天始终看不到这种危机。

　　那种认为“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刻了碑文恐怕更遭世人辱骂，还是不写为好”。或认为“武则天建立大周朝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更害怕世人责骂起篡位之罪，因而留下无字碑借以自赎”。这是一种好意的猜测、一种历史的假设。如此过高估计武则天善心和觉悟，实在沒有必要，也不合历史事实。《中国通史》的编纂者在对待武则天的评价上反复强调：“正因为如此，过高地估价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无字碑”与“述圣记碑”是在高宗去世时由武则天同时主持竖立的，而且武则天为“述圣记碑”撰写了长达8000余字的碑文，为高宗歌功颂德（碑文为中宗李显书楷书），而武则天预先为自己准备“功德碑”，为自己撰好碑文也是必然的事。

　　“自知之明”之说，认为武则天是个极其聪明的人，驾崩前深知自己名声重要，碑文语言轻重很难把握，干脆来个“走为上策”。将此谓为“何等睿智”之举。果真如此吗？非也。武则天是以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信任，从地位较底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权的皇后，最后窃居皇位。但是，她始终没有意识到此为“篡位”，而是“神授”。她重用污吏横行，能有自知之明吗？没有。她滥杀无辜，能有自知之明吗？没有。她好大喜功，能有自知之明吗？没有。她生活奢靡，能有自知之明吗？对其所有“举棋”，武则天均视作“天意”。她对自己有一个极高的自我评价：“上尊天示”、“顺从众议”，当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之时自号“圣神皇帝”。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个皇帝自封为“圣神”，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又把自己装成“一座金佛”的皇帝怎么会把“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呢？压根儿就不承认自己有“过”有“非”、毫无羞耻之心的人，将“是非功过”交与后人评说是不可能的。

　　武则天的残忍就在于无知。范文澜、翦伯赞等，他们在援引唐代政论家陆贽的《翰苑集》、南宋史学家洪迈的《容斋随笔》、明代思想家李贽的《续焚书》之后，认为武则天聪颖机警，常作惊人之举，但绝无“自明之识”。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册说道：武则天是一位“刚强机智的政治家”。这里所言“机智”，无非是说武则天善用权术，就是说，武则天在立碑之后，没有即刻把事先撰好的碑文刻上。尚钺《中国古代通史》对于武则天也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述，认为武则天没有特别的功德可言，若有亦为上代之策，明言道：“武则天以狄仁杰为相，一切政治政策，基本上还是承袭着唐太宗的遗策。”武则天为了排除异己，任用酷吏，使用酷刑苛罚，枉死者甚众。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也指出：“不能只说她是打击关陇统治集团，也不能说她只是打击了门阀世族，而不包括世族和庶族。不论什么人，只要有一些迹象表明是在反对她，她就残酷地加以镇压。……不知屈害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冤案。”如此骄矜、傲慢和残忍正说明武则天是“徒有其智却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武则天竖立巨碑的初衷就是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完整巨石，通高7．53米，宽2．1米，厚1.649米，重达百吨。高大雄浑，巍峨壮观。与西边的“述圣纪碑”相对应。其位其势就足以表明了立碑者的主旨和自我评说。再者，碑上的图饰更表达了一种丰功伟绩。碑首刻有八条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龙，左右两侧各4条。螭是古代传说中—种没有角的龙。碑身两侧刻有龙腾若翔的“升龙图”，高4.12米．宽1．19米，龙爪锋劲尖利。身躯矫健扭功，栩栩如生，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大的升龙图像。碑座阳面正中线刻“狮子图”，长2．14米，宽o．66米。图中雄狮昂首怒目，十分威武，其马却屈蹄俯首，非常温顺。整个“无字碑”浑然一体，雕刻精美，不愧为中国历代群碑之冠。它已经强烈向世人展现竖碑者非同凡响的丰功伟绩了！如此纹饰盖为碑文铺垫造势的。

　　为什么又“一字不镌”呢？众多学者及界外人士对此捉摸了一千二百多年。一直围绕武则天的身世为人来考察。看来，单从武则天身上，特别是从武则天的思想境界上寻找原因，所得出的“夸耀功德”说、“罪孽深重”说、“自知之明”说等，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答案。

　　今读“李显拒刻”之说，倒是很有见解的新颖之说。提出此说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田亚岐与乾陵博物馆干部高发。他们研究后认为，“无字碑”不应从武则天本人身上寻找原因，而需要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考量，从她的继任者身上寻找底细。此话持之有据，令人信服。

　　其一，武则天在世时撰写了3000余字的碑文，如今碑上留有刻3000余字的格子为证。这是有根据的推断。“无字碑”的阳面布满了4.5厘米见方的细线刻格子。这些格子一气刻成，而且整面贯通，从上到下84格，从左到右44格，尽管有些线刻格子经1300多年风雨剥蚀至今仍然清晰。根据碑阳面格子的总数算，该碑文约有3000余字。田亚岐、高发考证后说，格子绝非后来刻上去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拟好碑文后才在碑上刻格子。同时，从文物考古学的叠压关系来看，“无字碑”上现有的题刻共有42段文字起于宋朝，终于明朝。田亚岐等研究发现，这些题刻对细线格子都存在叠压关系，即：格子在前，题刻在后。从部分题词的拓片可以看出，有些是一个格子刻几个字，有的是几个格子刻一个字。这些又说明巨碑上的格子原来就有。碑文有多少字，才刻多少格。这种推测是符合逻辑的。

　　其二，继承人唐中宗李显对武则天滥施酷刑，滥杀无辜，一直怀恨在心，对其碑文，不能苟同，搁置一边。这是合理的推断。唐中宗李显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但却长期在其淫威下惶恐过日，几度险遭毒手。武则天先后毒死太子李弘，废太子李贤为庶人，后又逼其自杀。李显自己当初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武则天废黜皇位，贬逐出京。先后20多年间，李显惶惶不可终日，每次听到武则天派人来探望，他都吓得胆战心惊。李显长子李重润，女儿李仙蕙都因出言不慎被武则天处死。武则天还一直谋划着将皇位传给其武家侄儿。饱受如此折磨经历的李显，重登皇位之后虽然不能马上公开发泄对母亲的憎恨，但也讲不出对她歌功颂德的好话，只好把武则天撰定了3000余字的碑文，置于一边，迟迟不予施刻，于是，为武则天留下一块“无字碑”。

　　那么，武则天在世时撰写的碑文到哪儿去了？田亚岐等研究推断，武则天在世时撰写的3000余字碑文，极有可能同武则天的《垂拱集》、《金轮集》及其它珍贵史册图册，一起被埋藏在乾陵的地宫里。应该说，这种分析推断也是合乎逻辑的。郭沫若先生曾对周恩来总理说过：“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说不定武则天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可重见天日！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郭老的分析有见地，也是有根据的。因为唐高宗和武则天在世之时正处于唐朝最繁盛的时期，经济发达，国富民强。在埋葬唐高宗之时，据称随葬品的价值就占了全国财政的三分之一。二十多年之后，武则天驾崩，又将盛唐数不清的珍宝玉石，至少三分之一的金银珠宝被带进了乾陵。很自然，武则天看重的碑文也随着金银珠宝进入乾陵。

　　由此看来，“无字碑”之谜，惟有打开乾陵地宫才有可能大白于天下。